江家福：坚守本色 壮丽人生

    他曾经是共和国最年轻的全国人大常委，他在省部级领导岗位上工作了20多年，他在少数民族群众中享有盛誉，他在科学研究上卓有成就，拥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数学定理。但是，他始终保持着严谨细致的学者本色，对民族工作中一些重要概念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积极向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建言献策，他始终保持着淳朴敦厚的少数民族本色，对少数民族群众充满感情，为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在国务院西部大开发领导小组会议上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志要政策，他始终保持着清正廉洁的做人本色，生活简朴，两袖清风，74岁高龄的他仍能健步走三四个小时的山路——他就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原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协会原会长江家福。
    民族工作是一门科学。从事民族工作的江家福以学者的严谨态度对其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进行研究，提出建议，防止流弊。他在基层调研时，发现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工作情绪不高，通过进一步了解，他发现中央有关部门把少数民族人士当作了“统战对象”，这是对中央政策的误解。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很多土司、头人、农奴主都属于统战对象。但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目前有94%的少数民族人士是中共党员，“少数民族人士”的概念已经与时代脱节。他就这个问题 向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提出了不能把少数民族人士作为统战对象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认可。
    做好民族工作特别需要讲感情。江家福长期负责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政策法规工作，协调解决了多起民族地区的草场、水源、边界纠纷，协助处理了多起群体性事件（如山东阳信事件等），配合查处了多起影响民族团结的违规出版物，具体承办了多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活动。在实践中，他深深感受到民族问题牵涉面广、矛盾错综复杂，尤其是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很难完全讲清楚。他主张做好民族工作必须讲法律、讲政策、讲道理，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不能什么事都牵扯到民族问题；同时，他特别强调讲感情，要按照邓小平同志“团结一致往前看”的要求，不纠缠历史旧账，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谋求共同的幸福。接待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的时候，他一定要在食堂里请他们喝上几杯酒，耐心地倾听他们的陈诉，做他们的真心朋友，推心置腹地引导他们放下争执、团结起来向前看。
    江家福对机关的青年干部十分关心，结婚了、生病了、家里有难事了，他都要亲自登门看望慰问。他很注意调动分管部门的工作积极性，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原国家民委原专职委员、政法司司长杨候第曾深有感触地说：“江家福是个好领导。”
 

艰苦，让本色更纯净

 

    1938年10月，江家福出生在广西荔浦县一个贫寒的壮族家庭。尽管父亲只读过半年私塾，母亲大字不识一个，但他们却把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作为全家的头等大事，在他们的眼里，要想走出大山，读书是唯一的出路。
年幼的江家福格外懂事，他知道父母的艰辛，清楚家人的期望，天资聪颖加之学习刻苦，每次考试他都名列前茅，每个学期都以优异的成绩给父母带来无限的欣慰。
    为了尽量减轻父母的负担，江家福在学校里生活十分节俭。1957年参加高考时，为了省下4元钱的路费，他提前一天徒步跋涉40公里的山路赶赴考场应试。在今天，4元钱可能只够买根冰棍，但在当时，却是他一个月的生活费。
当年8月，喜讯传来，江家福被南开大学数学系录取了，乡亲们欢呼雀跃，他成了远近乡邻教育子女的榜样。南开大学数学系是他的第一志愿，他的数学高考成绩很优秀，100分的试卷考了 95 分。
    从岭南山村来到北方都市天津，巨大的生活差异，让江家福无时无刻不思念远在天边的父母。但是，他没有钱回家，也不能向父母要路费，当时，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几十元的路费已经是天大的数字。学校发放的助学金除去伙食费，每个月只剩3元钱的生活费，为了能买些参考书和生活日用品，他利用一切机会勤工俭学，不管多脏多累的活儿，也不管多低的报酬，倒垃圾、刻印刷钢板、到农场劳动，他都抢着干，而且干得漂漂亮亮。1958年寒假期间，他和几个家境相似的同学顶着凛冽的寒风去倒垃圾填坑，一直干到大年三十，本打算休息一下过个年，但工头要赶工期，提出让他们再干半天，付一元两角钱工资，他们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终于攒够了钱，他在毕业前回了一趟家，见到了阔别多年的父母兄弟，陪父母开开心心地过了一个团圆年。

    由于成绩优异，江家福大学毕业后考上了研究生，师从中国科学院院士、世界数学大师陈省身的研究生严志达先生。江家福更加刻苦地学习和钻研科学理论，积极帮助导师查资料、找问题、提建议，成为严先生的得力助手。
正当江家福遨游于数学海洋之际，厄运降临了。1961年寒假回家时，他亲眼看到了农村搞人民公社、开展“大炼钢铁”的一些过头做法，农民把锅、锁头都拿去炼铁了，日常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江家福对此忧心忡忡，回到学校后，他把他的忧虑和看法告诉了个别同学。言者无意，听者有心。研究生毕业前夕，江家福遭到揭发，有人说他反对“三面红旗”、“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就这样，他被开除了团籍，“发配”到石家庄市郊区第十中学当教员。后来，校办工厂需要电气焊工人，因为没人愿意干这种危险的苦活，就把他派了过去。
    从一个研究生变为电气焊工人，江家福没有怨天尤人。1968年冬，学校派他到石家庄动力厂学习电气焊，他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很快就成了行家里手。他借了一本苏联的中专课本《金属的焊接、切割与钎焊》，白天跟师傅学习操作，晚上看书钻研，仅40天就出师了。他在工作中创造性地改进了煤粉化铁炉，还在《铸工》（1973年第一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受到了好评。
周围的人都夸江家福是个好人，但没有人知道他的痛苦。每天从事高强度简单重复的劳动，他没有怨言，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这算不了什么。他心中的痛苦是对家人的歉疚，他欠家人太多了，大女儿在广西出生了，他却不能在身边照顾妻女，生活的重担全压在妻子一个人身上。他很想调到广西工作，但是因为他的“政治问题”屡屡泡汤了。一个又一个漫漫的长夜，一次又一次失望的等待，让他饱受了人间的冷暖，让他认识到了政治清明对于人民的幸福多么重要，也让他的意志更加坚强。
 

责任，让本色更厚重

 
    直到1972年，随着大学教育回潮，江家福才被调回广西民族学院担任数学教师。他如饥似渴地工作，精心准备课堂讲义，严谨细致开展数学研究，努力追回逝去的青春。1980年，他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两篇很有分量的论文。其中一篇论文，证明了实单Lie 代数 Satake 图解的等距对应，所生成的群同构于自同构群与拟内自同构群的商群，这一成果被同行称为“江家福定理”。1983年4月，他被邀请到日本大阪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并获得了博士学位。
    人生没有简单的直线，他的事业轨迹再次转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了“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政策，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江家福的学术背景、民族成分、政治表现和个人品行得到组织上的充分肯定。1983年6月，他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后来又担任了广西民族学院院长、广西科协主席。1986年，他升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93 年 10 月至 1998 年 10 月兼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2003年 3月至2008年3月担任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
    在外人看来，担任省部级领导职务是一大荣耀，而对江家福来说，却意味着被迫放弃心爱的学术研究。他把心思全部放在了民族工作上，因为他深切地感受到了少数民族群众对脱贫致富、过上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自己身上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1990年，他随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到西藏考察，江泽民总书记问他现在为什么不带研究生，江家福回答：“一心不能二用。组织上信得过我，我首先要干好民族工作。”
    朴实的语言，既是落地的承诺，也是言出行随的写照。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的二十来个年头，他跑遍了绝大多处少数民族地区。很多人际罕至的少数民族村寨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有的村寨不通公路，他就骑马去，有的村寨马匹也过不去，他就徒步跋山涉水走过去。他说，到这些少数民族村寨就干三件事：第一件事，真心和他们交朋友，告诉他们国家关心他们、想着他们。第二件事，力所能及地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如修路、通电、就医、教育等等。第三件事，把真实的情况带回来，研究解决面上的问题。2006年，他还冒着生命危险到祖国西南边陲的独龙乡进行了专题调研，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建议开发怒江和独龙乡”的提案。独龙乡有半年时间大雪封山不能进出，通往内地的只有一条狭窄的沿江小道，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万丈深渊，山石滑落，空谷传响，路途十分险恶。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只有4位省部级以上干部到过独龙乡，江家福是其中之一。

    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最重要的是靠政策。江家福利用在全国政协、全国总工会兼职的有利条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争取各方面加大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从大连民族学院的成立，到返青哈萨克族的安置，再到边疆少数民族的发展，都包含着他的辛劳和汗水。2001年秋，江家福临时主持国家民委的日常工作，出席了国务院西部大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一次会议。他原先准备在会上提几项具体工作建议，如资金倾斜、政策准入之类的意见建议，但是，当发现讨论稿中内蒙古和广西两个自治区不属于西部大开发范围，仅享受西部“待遇”时，他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大的政策问题。于是，他主动向主持会议的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志请求发言，明确要求改变目前西部大开发的划分范围，将内蒙古和广西划入西部，并且提出了四个理由：第一，东中西的概念是“七五规划”时期提出的，目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二，朱镕基总理2000年11月28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怀仁堂作报告时，提出开展西部大开发理由有三，一是边疆二是贫困三是少数民族地区，内蒙古、广西完全符合这三个条件；第三，五个自治区中三个属于西部、两个不属于西部，民族关系不好处理；第四，“待遇”问题很难具体操作。发言后，一些长期支持民族工作的领导同志纷纷表态支持江家福的建议，陈耀邦部长表示赞同，并要求把武陵山区划入西部，盛华仁部长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也表示赞同，最后，朱总理一锤定音：内蒙古和广西属于西部大开发的范围，恩施、湘西属于西部待遇。实践证明，这一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
 

清廉，让本色更健康

 
    清清白白是做人的本分，干部是群众的榜样，必须把清正廉洁作为第一生命。对于有的领导干部贪污腐化走上犯罪道路，最后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案例，江家福不胜惋惜。他经常用这些事实来教育年轻干部走正道、干实事、当清官。他分管的单位一有改扩建工程，就有很多人千方百计让他帮助打招呼，他一概拒绝。江家福常说：“清清白白做官，晚上睡觉才睡得踏实。”
    清廉来自健康的生活情趣，来自优良的生活习惯。在机关里，江家福仍旧保持着一名大学老师的生活习惯，每天很早起床，帮助家人做早饭或买早点，很早就赶到机关看材料，中午一定要午睡，下午下班后要打打乒乓球，出出汗，轻轻松松。到外地出差时，无论别人怎么劝，他都不会去唱歌、跳舞、桑拿，最常见的娱乐就是和大家一起打扑克玩“跑得快”，谁输了罚谁做俯卧撑。
    江家福还有一个人尽皆知的爱好，那就是登山。他来自山村，对大山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归属感，他爬过的山不计其数，既有三山五岳等名山，也有不知名的野山，无论什么样的山，他一定要爬到顶。“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最高处极目远眺，饱览祖国大好山河，看尽霞起云收，涤荡肺腑胸怀，都是他最惬意的时候。他在爬山时很注意把握节奏和方法，拿根拐杖，戴好护膝，先慢慢走，热身之后再慢慢加速，到了合适的速度就保持不变，中间绝对不会坐下来休息，最多只是停停脚喝口水，他能够保持这样的速度，一口气爬三四个小时。67岁那年，他创下了一项个人纪录，在海南五指山上一口气爬了整整8个小时！当时山上没有路，需要手脚并用，抓住上面的树藤，蹬实下面的树根，一步一挪向上爬，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爬”山了。去年已是74岁高龄的他，登上泰山，从一天门爬到南天门用了三个半小时，他说，爬山，最重要的在于坚持。16年前，他和同事们组建了国家民委登山队，直到现在，他们还坚持每周爬一次山。此外，每周他和家人一起去颐和园走两三次。经常会出现这样一幅场景：一些年轻人一开始走得很快，过一会儿就累得不行了，坐下来大喘气，而他总是迈着稳健的步伐从从容容地超了过去。那些年轻人不得不佩服地说：“这老爷子真棒！”
    退休以后，江家福又增加了一项新的爱好，开始练习书法。他坚持临帖练习，打好楷书的基础，每天都写一两个钟头。他拿出钻研数学的劲头，每一笔每一划，反复比较各种字帖的优劣得失。他虚心向别人请教，注重博采众长。几年下来，他的书法突飞猛进，多幅作品被名人收藏。这得益于他年轻时的重体力劳动锻炼，也得益于坚持不懈打乒乓球，他手上的力气很大，写的字气势磅礴、雄浑有力，有一种特殊的庄重之美。《道德经》全篇81章，为春秋时期的老子所撰写，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也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为历代先贤志士所推崇。江家福手抄的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北京市道教协会会长、河北省道教协会会长黄信阳题写引首的26米长卷《道德经》尤为令人赞叹。

    回首往事，江家福说，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正是因为坚持，他在困难时乐观向上自强不息，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也正是因为坚持，他在顺境中保持简朴、固守清廉，赢得了同事和群众的好评。坚守本色，淡泊名利，愈挫弥坚，他为年轻人的成长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