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维凡讲述：我的父亲艾买提·瓦吉地

来源：自采发布时间：2015-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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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底，在兰州国泰照相馆，艾买提·瓦吉地同志担任解放新疆随军工作团团长赴酒泉前留影纪念。
编者按：
《三国演义》中曹操论：夫英雄者，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下之志也。
关于英雄的定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毫无疑问，敢于献身正义、为国谋福的人是整个民族和国家的英雄。
今年是国际反法西斯胜利和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胜利七十周年。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也有很多抗战英雄为世人永远铭记在心。但是还有一种战线叫隐蔽战线，有一种英雄叫默默无闻，不求功名，只愿默默付出，甚至忍辱负重……

艾维凡讲述：我的父亲艾买提·瓦吉地
——一位国际反法西斯战士
艾买提·瓦吉地：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原副会长。1906年6月出生于新疆一个普通维吾尔族农民家庭，1931年吐鲁番莫合买提亚学校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曾任吐鲁番县维吾尔文话促进会副会长、“反帝同盟会”常务理事。后其在哈密、迪化（今乌鲁木齐）、兰州等地经商，从事国际反法西斯的进步活动，后赴上海合股开设“通和航空运输公司”，任董事长兼兰州总公司经理。1941年参加革命后做地下工作。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8月兰州解放后参加新疆工作团并任团长。1950年1月在新疆分局地方干部班学习。先后任甘肃省民委委员，兰州市政协委员；1954年1月兼任新疆驻兰州办事处处长；1955年任新疆人委交际处副处长，乌鲁木齐市宾馆代经理。文化大革命后任新疆林业厅木材厂副厂长。1979年后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委副主任、自治区工商联副主任；1981年调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
近几年来，很多抗战资料陆续走下神坛、面向大众，让很多群众明白，新中国的成立也离不开那些默默无闻的隐蔽战线的英雄们的付出。在此期间，一位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参加国际反法西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逐渐为人知晓。他就是艾买提·瓦吉地，一位来自吐鲁番火焰山的儿子。
这位老人曾是两届全国政协常委，两届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在他留下的不多的谈及国际反法西斯隐蔽战线工作的文字中，这位老人平淡地讲道：“二战的胜利是全世界正义人民的胜利，是中华各民族团结奋战的胜利。”近来日本一些具有军国主义思想的右翼人士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他们不承认对中华民族的南京大屠杀罪行和亚洲各国的罪恶侵略，这种不承认历史、没有负罪感的行为令老人十分愤慨。他说：“要警惕日本法西斯的死灰复燃，我们一定要加速祖国的建设，实现我军的现代化。”老人为自己能够亲眼看到祖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感到无尚光荣和幸运，与此同时也为与他一起战斗的许多战友未能见到今天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伤心落泪。至今老人还珍藏着当年情报战线直接领导人肖项平写给他充满战斗友情的信件。直到晚年他仍十分关心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问题，1994年6月他为此给胡锦涛书记写了提案。1994年6月6日胡锦涛同志给他回信，“诚挚感谢你对这项工作的支持，欢迎继续提出意见和建议。”
关于这位默默无闻的英雄，记者采访到了英雄的后人艾维凡先生，听艾维凡讲述：我的父亲艾买提·瓦吉地。

参加“反帝会”初遇曙光

1906年，父亲于夏收时节在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出生。吐鲁番自西汉至乾隆盛世，是西域与中原地区丝绸之路的商贸中枢和军事重镇。历经几千年的变革和延续，吐鲁番成为一座多元文化的历史古城。父亲常去中亚细亚经商，通晓印度、乌尔都、中亚各国等语言。
20世纪20年代，家乡的一位受人尊敬的先辈买合苏提木依巨资兴办提倡新文化的新式学校，父亲就在这个学校读完初级高级班。当时父亲在高级班学习期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懂得了马列主义的初步思想，有了新的世界观，也为走上国际反法西斯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1933年“四一二”政变，盛世才窃取了新疆省督办位置。5月西北军阀马步芳的表弟马仲英的部队（蒋介石暂编为36师师长驻防河西走廊酒泉一带，外号尕司令，年少气傲，作战骁勇），在哈密枭雄尧勒娃斯的引诱勾结下拉拢哈密农民起义的霍加尼亚孜合兵进犯新疆，兵临迪化城郊。初掌政权的盛世才深陷危机，他权衡时局请求苏联出兵援助。苏联当时顾及边境安全，果断出兵，迅速打败了马仲英的军队，帮助盛世才解决了危机。1934年盛世才与苏联的合作全面开始，大批苏联顾问和专家进入新疆，深入新疆军事、政治、文化、情报等领域。盛世才执政后，在苏联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制订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的执政纲领，顺意民心。同年8月在荻花成立了具有进步和特殊意义的各民族参加的群众组织“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简称“反帝会”。
1934年省反帝会成立不久，吐鲁番也成立了反帝会分会。在前任老师的鼓励下，年轻的父亲参加了该组织，并被推选为分会常务理事。在省反帝会的指导下，他协助吐鲁番县政府通过办夜校、举办演唱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罪行，宣传苏联对新疆的帮助支持。1935年下半年，父亲被抽调到迪化省反帝会骨干训练班学习，聆听了省反帝会的秘书长王寿成联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六大政策的辩证关系。学习期间，父亲发现省反帝会各部门均换成苏联派来的人，约20余人。父亲在与同学们的交谈中得知，省反帝会撤换改组领导班子的原因。省反帝会初建的主要负责人是盛世才的老乡和亲信，这些人对苏联帮助制定的六大政策内心不满意，工作消极敷衍。共产国际和苏联派来的人了解这一情况后，在苏联驻迪化领事馆开会研究并征得省督办的同意，更换了领导班子。
1936年父亲又被派调到省反帝会参加秋季训练班学习，主要聆听了省反帝会新成立的军事部领导和苏联顾问关于国际军事格局和国内军事情况的讲课及一些军事常识。学习结束时，父亲被一位省反帝会工作人员带去见了两个人，一位是曼苏尔宣传部长，一位是汉族同志郑先生。曼苏尔先生询问了父亲的学习情况后，认真地对父亲讲：“你两次来省反帝会训练班学习都很好，在吐鲁番分会工作也很努力，大家对你反映很好，尤其是组织能力。你是一位积极上进的好青年，经我们对你多方面的了解考察后和你谈一件事。目前日本法西斯占领东北后，又攻陷了热河、察哈尔，加紧了对中国西北地区渗透。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正向西部转移，为了保卫列宁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保障苏联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的国际通道，需要一些同志参加国际反法西斯工作。这项工作是严格保密的，工作的同志要不怕死，要有崇高的理想。我和郑先生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今天我们所谈的事要保密，你想好后与我们联系。”
回到吐鲁番，父亲委婉地告诉前任老师，省反帝会的领导要他去参加工作，他很兴奋，也很新奇，不知道如何是好。老师语重心长地说：“你是一个要求上进的青年，应该有抱负、有理想，去外面见见大世面”听了老师的话后，父亲下定了决心，很快去了迪化向曼苏尔部长等领导表达了他参加这一工作的决心。经过几次谈话后，父亲了解到自己参加的是国际反法西斯隐蔽战线的情报工作。一段时间有关情报工作专业培训（摄影、化妆、反跟踪、情报传递方法、电台的拆装等）之后，父亲按照组织的要求在苏联驻迪化领事馆履行了填表宣誓的程序。庄严宣誓后，曼苏尔部长和郑先生还有阿布力索夫领事，秘书长王寿成郑重地对父亲说：“现在共产国际派你以销售棉花生意人的身份去哈密，在那里要与哈密苏新贸易公司和玉伦克夫接头。今后你的工作与任务由玉伦克夫安排，就不能再与我们联系了。”

初入隐蔽战线
1936年11月中旬，父亲到了哈密，在县城找到了苏新贸易公司（现哈密花果山东北五中大院）和接头人玉伦克夫。玉伦克夫（共产国际派往新疆的情报负责人，对外身份是苏新贸易公司经理和商务代办）安排父亲休息几日后正式和他进行了工作谈话：“组织上安排你去酒泉，在那里使自己转变成诚实的商人、虔诚的穆斯林。根据共产国际情报组在内蒙的同志提供的情报，日军在绥远、额济纳、二里子河活动频繁，军事意图很明显，已准备进兵酒泉、敦煌，切断兰新公路。你到酒泉安顿好后，去二里子河、绥化了解日本人在那里的动向。”玉伦克夫详细地介绍了哈密富商刘鼎臣在酒泉的情况：“刘是哈密人，祖籍河北，原经营骆驼队运输发了起来，在敦煌、酒泉、兰州、西安、青海、宁夏都有他的商号。此人喜交朋友，仗义疏财，在当地是位很有影响的商人。刘也和驻敦煌、酒泉一带的西北马家军关系甚好，还是当地商会有权势的副会长。由于和哈密苏新贸易公司有商贸联系，刘的苏联货物基本是从苏新贸易公司进的，你到酒泉可与他联系交个朋友。在酒泉会有人和你联络的。”
在刘鼎臣的引荐下，父亲以高昌商行经理的名义参加了当地商会。在酒泉站稳脚跟后，父亲准备去二里子河、绥化、额济纳侦查日寇的准备工作。二里子河在宁夏境内，是额济纳旗蒙古图王的辖地，是绥远到哈密新绥公路的中间站，是新疆去内蒙、绥远以至平津的驮运必经的道路，也是新绥汽车公司所经过的地方。因为地处军事要冲，二里子河是国民政府军队、新疆督办情报组织存在的特殊地区，除额济纳旗的保安队外，还有国民党驻军、军事专员以及新疆边防督办的参谋处，。
在绥远，父亲侦察到，当地有日本军队驻扎和特务机关存在，并侦查到日军在额济纳、白草地、二里子河一带活动频繁，二里子河甚至日本特务和电台设置，搞清了从绥远到新疆哈密的绥新汽车运输公司是为日本人服务的特务机构。绥新汽车运输公司的掌门人朱炳，又名义亭，新疆镇西县（即巴里坤）人。杨增新任新疆军政长官时，朱在杨手下做事，处事聪明伶俐，讨杨增新的喜欢被收为义子，当时新疆人称他为杨少爷。1928年新疆发生了“七七政变”，杨增新遇刺身亡，金树仁当政，他被排挤失宠后携家眷和巨资到天津日租界居住，后日本特务机关稻田藻一郎中佐收买成为日本的汉奸特务。在日本特科的策划下，他购置了近200多辆日本和美国汽车成立了绥新汽车运输公司（1936年2月改称新绥汽车运输公司），以通商贸易为幌子1935年正式运行在绥远至哈密的公路上，沿途刺探我国西部的政治、经济、尤其是军事情报。1937年，根据共产国际哈密情报站提供的情报，新绥公司被破获，从中查获资料中均涉及到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侵略我国西北、建立其反苏反共的阴谋计划。1938年中国军队获得情报，一举歼灭了经二里子河进蹿酒泉的日本特务。

1949年9月28日，继兰州解放第三天，彭总接中央联络部部长李克农同志介绍艾买提·瓦吉地同志的组织电报，与艾买提·瓦吉地同志取得联系，研究新疆解放的问题。
一次入狱
1937年3月初，父亲从二里子河返回酒泉，发现马步青的军队设的关卡多了，酒泉镇军警巡逻队到处游逛。休整一天后，他去刘鼎臣处付清了四峰骆驼及一挂马车的租金和骆驼客的雇佣金，将数百张的狼皮和水獭皮托付他出售。刘告诉他：“现在酒泉、敦煌社会紧张，听说共产党的红毛子打过来了，对新疆来的人查得紧，你要小心。”不几天，哈密联络员与父亲取得了联系，并告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到了陕甘宁，一部分向西到新疆打通国际通道的红军在张掖失败了，一部分西路军战士向新疆靠拢，你的任务是侦查收集十三的红军部队、尤其是红军首长的情况。”接任务后父亲就去了酒泉至张掖一带，发现许多被俘的红军。酒泉情况也是如此。艾买提·瓦吉地以收账的名义去马步青的兵营里侦查被俘红军的情况引起酒泉军警的怀疑，被传讯：“你到兵营乱窜什么？”父亲说：“他们赊我的账，我是来收钱的。”一位汉族军警对他吼：“你是新疆来的人，肯定是苏联派来为共产党干事的。”他们翻腾了父亲的店铺，拿走了不少货物并拘捕了他。父亲托人找来了刘鼎臣，拜托他将店铺盘清，发放店员的薪水都并打发他们回家（店员里其中有一男一女两人是艾买提·瓦吉地收留的西路军失散人员）。刘鼎臣对父亲说：“我和好人们会想法救你的。”
看管父亲的四个马家兵都是青海撒拉族人，其中一位马步青旅的连长对父亲说：“你是苏联共产党派来的，到西宁要砍头的。”他们四人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父亲和他们在去西宁的路途中建立了感情。到了西宁关进监狱被审讯多次，但父亲一口咬定自己是新疆在内地做生意的商人：“新疆在内地做生意的人很多，都是苏联共产党吗？难道穆斯林也要相互残杀吗？”
之后他们再没审讯过父亲，只让他帮监狱伙房干活。期间押送他来西宁的撒拉族连长来看他说：“你命大，刘会长和马家的关系好的很，我回酒泉找刘会长，让他找马家的人救你。”1938年父亲出狱，在监狱门口遇到刘鼎臣先生，刘告诉他：“你在监狱里对外面的事情不清楚，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了，共同抗日救中国，苏联斯大林答应援助中国。”父亲说：“我也是几个月前听说蒋总统被杨将军和张将军扣押了，你说的我才知道。”刘讲：“哈密经常给你上货的人（联络员）带来了衣物、食品和罐头，说让你去兰州找苏联人办的商务处，让他们帮助你在兰州重新做买卖。”父亲的出狱，与“西安事变”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政治背景，加之刘鼎臣先生的营救是分不开的。
“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反法西斯的抗日战争全面开始。“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日本在海上实行封锁，苏联对华的军事援助唯靠经新疆、河西走廊至兰州这一国际通道，甘肃的战略地位凸然上升，作为大后方的兰州是通往抗日前线和陕甘宁边区重要门户和窗口。1937年8月八路军在兰州设立了办事处，苏联在兰州也设立了驻兰领事馆、援华军事组、驻兰商务代办处。1938年初出狱的父亲在西宁休养半月后在去兰州的路上，看到向东奔驰着苏联援华的军火车队，天空轰鸣着苏联援华抗日的轰炸机、运输机、战斗机机群向东飞去。
父亲在兰州市苏联驻兰商务处见到了商务处领导里瓦诺夫，就此接上了共产国际在兰的情报工作的关系。里瓦诺夫对父亲讲：“你在西宁马步芳的监狱里受苦了，是一位好样的布尔什维克。你到兰州环境变了，面临各方面的情况更为复杂。你立即着手在市内繁华的地段租或买一处带住处的商铺，先经营皮毛生意，资金我提供。搞好周围的关系，和你在酒泉一样做一个诚实的商人，虔诚的穆斯林。你的直接领导是一位隐蔽战线经验丰富的老布尔什维克，他的对外身份是兰州皋记商行经理，名叫俞鸣九（他真名是肖炳实,俞鸣九、肖项平是他的化名)。他很快将与你联系，你的工作由他来安排，多向他学习，服从指挥。”与里瓦诺夫见面后，父亲找刘鼎臣帮忙成立了“富华皮毛商行”，并通过刘鼎臣邀请市面商界人士举办了开张宴会。开张营业一个多月来生意不错，达官贵人不少。5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商铺快关门时，一位四十出头的汉族人来到商铺，戴一副眼镜很像教书先生。一见面，他就说：“你是艾老板吧，新疆人？我有一笔皮毛生意是否愿意合作，主要是貂皮。”父亲说：“见货再议，好商量。（里瓦诺夫指定的接头暗语）”他笑着扫视了门外，告别握手时塞了一张纸团。来人就是苏联驻兰商务处里瓦诺夫介绍给父亲的直接领导俞鸣九。他走后，父亲打开纸团看后便吞下肚里。第二天下午5点半，父亲按照纸条的地址乘洋包车到兰州市的益民路（现在的庆阳路）皋记商行。父亲告诉店员：“我是富华皮毛商行的经理，你们的经理邀我来谈貂皮生意。”店员说：“知道，经理在楼上等你。”上了楼，见俞鸣九经理在办公室门口等候，进了俞的办公室，他关好门后紧紧握着父亲的手并来了个俄罗斯式的拥抱。他告诉父亲，眼下中国在苏联的援助下全面抗日，甘肃和新疆是抗日的大后方，是苏联援华抗日的国际交通要道，兰州是支援前方的军需基地也是通往陕甘宁苏区的窗口。父亲在兰州的工作任务是：1、侦察甘新两地地方军阀和地方势力是否有与日本勾结的情况，尤其是新疆哈密尧勒瓦斯的活动，多了解二里子河日本人的间谍活动；2、做好保障驻兰苏军的生活供应和苏联对延安的物资支援；3、了解熟悉新疆同胞在兰州的情况，和他们多联系相处好，尽快熟悉情况后，成立一个在兰新疆人的同乡会；4、今后工作联系若我有不便会指定专人和你联系，没有得到通知不与任何人有工作上的联系。反法西斯的斗争有正面战场的生死搏斗，也有隐蔽战线的生死较量，重要的是要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俞鸣九的谈话给父亲以极大的指导和深刻的启发，在与俞鸣九见面后父亲按照俞的指示开始了他在兰州的隐蔽战线工作。
艾买提·瓦吉地的任务是在以经商为掩护的情况下进行情报的交换和传递、为组织筹集提供活动经费、掩护输送延安和莫斯科来往的同志并按组织要求做好向延安提供电台、通讯器材药品、医疗器械（盘尼西林、奎宁、棉纱、手术器械），及棉花布匹所需物资的任务。
情报的交换，由俞鸣九将两组报告的情报汇总。向延安方面提供的情报，通过王新潮同志转交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向苏共方面提供的情报，俞鸣九交父亲转送苏联驻兰州商务处；驻兰州商务处的情报工作指示，由父亲与俞鸣九指定的联络员马经新以经商的形式和事先约定好的时间地点接头将苏方情报交俞鸣九。与莫斯科，延安的无线电联络有三部电台进行，在兰边务处有一台，王新潮处有两台，电报密码由俞鸣九提供,情报的内容均为军事、政治、社会动态。
因为经商掩护工作开展顺利，按俞鸣九的指示和苏联驻兰商务处的同意，父亲在兰州注册了新疆高昌股份有限公司，入股者有：马步芳家族、兰州警备司令杨德亮、国民党第八战区朱绍良亲属、维吾尔族在兰的商人，这些关系都与俞鸣九、王新潮筹划安排分不开的。与此同时，以俞鸣九的建议，积极筹措、成立了新疆同乡会，父亲任会长。成立有限股份公司后，生意红火有了资金的储备，也为组织活动提供经费，均以买卖转账的形式交组织。记得当时甘肃地下工委书记赵子明在兰州解放后一次见面时说：“老艾同志，我欠你2200大洋。”虽然帮助了甘肃地下组织，但于工作纪律不能和他们发生工作联系。父亲所提供的经费都用于隐蔽战线同志的生活必需和各方应酬，他对外大方应酬，个人却省吃俭用。当时来往与莫斯科和延安的同志不少，他都给予足够的经费送往两地。

二次入狱
父亲与苏联驻兰商务处来往过密，尤其掩护输送7位从莫斯科学习回来去延安的同志，被国民党军警怀疑逮捕入狱。这是父亲第二次入狱。在狱中，他一口咬定自己是商人，买卖来自多方，有交款的、有收账的，都是生意应酬。“你们可以去问杨德亮司令、上海杜老大（杜月笙）。”这次艾买提·瓦吉地输送的7位同志均顺利到达延安，他们查无实证。当时日本轰炸兰州，监狱被炸，狱警逃生，父亲被老百姓从瓦砾横梁下救出，胡须有一尺长。艾买提·瓦吉地于1940年11月出狱。这次出狱，父亲感受到了俞鸣九同志教导、坚定的信念和广交朋友为隐蔽战线工作带来的益处。出狱后，他最关注的是苏联援华在兰建立的空军机场，所需之物由此而来。如电台通讯设备、医药医疗器械，以慰问的形式转移到延安，这项输往延安的工作是王新潮同志做的。当时兰州抗日热潮很高，民心所向。艾买提·瓦吉地以商会的名义和甘肃省咨议的身份，多次邀请援华的苏联人员举办联谊会和慰问的形式，借此交换情报和指示所需的“货物”收发报机。每当苏联空军击落日本飞机后，他就动员一切力量，在驻兰苏军航空后勤大队，为他们做苏普（红汤）、木兰巴（果酱）、列巴（面包）、土豆烧牛肉。他还邀请兰州政界、军界、商界等各界爱国人士为苏联空军的战绩召开庆捷会，影响很大，当时《红梅花儿》的旋乐在兰州上空缭绕。为支援抗日，新疆同胞捐献大洋322万，并又捐款152万购买了10架战斗机，以“新疆号”命名送往抗日前线，新疆支援延安抗日的武器装备由八路军驻兰办事处转往延安。这是艾买提·瓦吉地的努力，也是新疆、甘肃、兰州各族人民对抗日战争的情怀。当父亲见到家乡新疆各族人民对抗日的支援，十分自豪。中国对日的抗战是中华全民族的共同奋斗。
1938年初到1939年8月，艾买提·瓦吉地主要做向延安输送通信器材、收发报机、医药、手术器械、棉花布匹的工作，以爱国商人的名义做苏联援华在兰州的后勤供应。按照隐蔽战线的工作纪律，电台设在何处他不宜过问。当时俞鸣九亲自考察了艾买提·瓦吉地的住处，提出住处不宜设电台。解放后隐蔽战线的战友会面后，才知道一部电台在漆木家具商铺老板王力民家中，另一部由王新潮将电台放置甘肃新一军邓宝珊军长家中。艾买提·瓦吉地第二次出狱后，俞鸣九秘密约见了他，告诉他，公司的副经理郁奠汾是内鬼。“此人是1937年由南京政府办公二厅派往酒泉，以新绥公司副经理身份从事日本渗透西北及新疆的情报工作，尤其是中共、苏联、新疆的情报工作。内鬼的身份是王新潮侦察到提供的，他功不可没。”艾买提·瓦吉地知道后，将计就计找郁奠汾谈话：“我们都是生意人，少管政治，政客都是骗钱的。我们从1937年在酒泉认识，到兰州你找我参股入伙。你是有文化的人，今后上海、天津的生意由你来主管，把家室安排好，尤其上海杜老板的肠衣、鬃毛生意做好，以后我们也可以到上海做大生意。”实际艾买提·瓦吉地将他调离公司，乃是调虎离山之计。此人解放后被镇压，罪有应得。
1937年8月《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开始对中国抗日战争在军火物资、飞机以及军事技术人员等方面，大量援助中国。苏联援华的大批物资、车队、航空兵及飞机，由阿拉木图经新疆伊犁、迪化、哈密到兰州。沿途各族人民克服困难，热情接待，为后勤保障方面做出了不凡的贡献，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华全民族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战争。1939年5月，日本在中蒙边界发动了侵犯苏联的诺门坎战役。苏联红军在朱可夫元帅的亲自指挥下，歼灭了进犯的日本军队，日军阵亡16343人、失踪1021人。这一捷报传至兰州，人民欢欣鼓舞。诺门坎战役的胜利，也有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的功劳。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和6月的德国进犯苏联，使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遇到了困难和严峻的考验。正如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亲笔为皖南事变死难者所作的挽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实际上是蒋介石怕共产党的力量在中国抗战中发展壮大，怕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深入民心、影响扩大。皖南事变是亲者痛、仇者快，是对中国人民团结抗日的犯罪，是他攘外必须安内反动思想的延续。苏德战争爆发，蒋介石认为不能依靠苏联的帮助了。同时，新疆的“土皇帝”盛世才也因苏德战争爆发再不能依靠苏联的帮助，转向投靠国民党。为了向国民党献媚，他在新疆制造冤案，逮捕、迫害帮助新疆建设的共产党人。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优秀中共党员被秘密杀害。共产国际和苏联援助他的专家顾问，被他驱除出境。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建立的情报组织边务处，也被盛世才撕破假合作的面子而遭到迫害，参加边务处的许多共产党员被他秘密逮捕。
1943年农历春节前，父亲接到指示去兰州黄河北庙滩子皮毛仓库接头（与俞鸣九接头的三个地点之一）。艾买提·瓦吉地见到了俞鸣九和他的秘书罗静宜同志（他俩对外以假夫妻相称）。俞鸣九讲：“国民党现在对延安周边地区的封锁、侦察比以前紧，对中苏两党的合作工作也加紧了监视，你要坚定信念和理想，做好在兰州的统战团结工作，还有对新疆同乡会的领导工作，总结这些年来做好了以上的工作，对你的工作掩护是有好处的。对国民党马家军可能要进军新疆的情报侦察工作要加强，对日本渗透勾结的侦察工作也不能放松。新疆盛世才已彻底背叛投靠国民党，新疆边务处这条线遭破坏，许多党的同志遭逮捕入狱，你要注意保护自己，边务处在兰的人他们不知道你和我的关系。你要“接待”好内鬼郁奠汾。此人虽被军统派往甘肃工作站工作，但未被重用提拔，很不得志，便重视起金钱利益，你继续多安排他去天津、上海搞生意，让他多捞点钱，找机会多给他在兰的家人点好处。”俞鸣九慎重地对艾指出：“目前兰州形势多变严峻，工作联系就由皋记商行的马经新与你接头。如接头人有变动，会安排人与你联系。如有特殊情况，可去延安，我已于延安方面做过汇报。但记住，去延安不要找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可去西安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并告之我的名字就行了。”见面不久，俞鸣九和罗静宜经化装，乘国民党在兰州第八战区的军车，秘密离兰东去。俞鸣九同志与延安的任弼时同志有工作联系，归任弼时领导。上世纪30年代初，他与任弼时在莫斯科认识。俞鸣九、罗静宜秘密离兰东去的原因，后来经情报管道得知，是一因为国民党军统驻兰工作站对俞的身份产生怀疑，二是俞30年代初在上海左尔格工作时的一位同志叛变投靠国民党军统，此人到兰后打听俞鸣九，他的身份暴露。上面得知这一情况后，通知俞鸣九、罗静宜迅速离兰。俞离兰后回老家江西萍乡隐蔽，罗到重庆后参加了李克农领导的中央社会调查部的工作。

1950年7月18日，中共新疆分局地方干部训练班第一期毕业典礼合影。参加者王震，邓力群，赛福鼎，刘时平，艾买提·瓦吉地等同志。
三次入狱
1943年5月，俞鸣九、罗静宜离兰的第五天，艾买提·瓦吉地被国民党西北调统室捕押。马经新在俞、罗离兰的第三天，按俞的指示去西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途中，也被国民党西北调统室拦截捕押。（马经新是新疆边务处在兰的同志，在皋记商行以仓库管理员的身份作掩护，他身材高大魁梧是新疆回族，1935年他作为进步青年被新疆选派到苏联塔什干大学学习，因学习优秀，积极要求进步被共产国际情报部门发展，毕业后在新疆边务处从事情报工作，在苏联情报专家的培训后派往兰州，归俞鸣九领导，他通晓维、汉、俄三种语言，受过高等教育，是有知识的一个难得的人才）。艾买提·瓦吉地被捕是当天中午出公司大门被他们抓住双臂、套上麻袋带往秘密监狱的，并立即审讯。审讯他的人凶狠地讲：“你要老实回答讯问，不然你别想活着出去。你认识皋记商行经理俞鸣九吗？你们是什么关系？他何时离开兰州的？去往何处？”艾买提·瓦吉地一下明白，他们是为抓俞鸣九未果而抓他的。心里有了数，艾回答：“我见过他，那是1939年在一次参加支援抗日活动筹款的会场上见过面。当时有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省长贺耀祖、警备司令杨德亮、鲁大昌大人、苏联驻兰领事馆的代表、八路军驻兰的代表。我是以甘肃咨议、兰州商会的身份参加的。你们说的大商人俞鸣九先生，是杨德亮司令在那个场合介绍认识的。杨司令让我与他生意上多合作，多做抗日和地方建设的善事。与他合作的生意有肠衣、鬃毛、西式餐具等，他供我瑞士手表、丝绸、外国皮鞋等。他实力雄厚、架子大，在生意来往中让下面的人办事自己不出面，他还欠我的钱未给。他和上海的杜老板有买卖关系，很傲气，看不起我们西北人，我就见过他一次面，在抗日筹款会上认识的。”西北调统室审讯人讲：“你们买卖好几年就见过一次面？你有他的照片吗？俞鸣九何时离开兰州？怎么走的？你要老实交代。”艾回答：“我和他认识只有生意来往，就是这样的！这个商人财力大、架子大、看不起人。他这样的人，到哪去能告诉和他做生意的人吗？”他们几次审讯艾买提·瓦吉地，都用坐老虎凳，用铁钳夹手指脚趾，倒吊起来用缠铁丝的鞭子抽打，用脚踢头。艾买提·瓦吉地几次审讯他们都被折磨的昏死过去。军统的审讯折磨使他充满愤恨，决心以死对抗。多次审讯折磨后，军统的人讲：“你不说实话，今天我们带来一个皋记商行的人与你对质。”与艾对质的人是马经新，他遍身是伤，血都渗到衣服外，脸上青紫发肿，带着手铐脚镣。审讯官问马：“你认识高昌的艾买提·瓦吉地吗？”马经新说：“我认识他。艾到我管的货库验货、提货来过两三次，都是做生意认识的。他是做买卖的，怎么也抓到这来了？”审讯官又问艾买提·瓦吉地：“你是怎么认识马经新的？”艾买提·瓦吉地讲：“我就是去他那里验货、提货认识他的，只知道他叫马库头，跟他说的一样就是生意来往。”审讯官又说：“只要你们谁说出俞鸣九在哪儿和去什么地方了，就放谁。”马说：“俞经理是大老板，又不在公司住，根本不来库房。我是个他雇来看库房的人，怎么知道他去哪里了。”艾买提·瓦吉地也说：“他是财大气粗架子大的巨商，就是两三笔生意、买卖关系认识的，他想去哪能告诉旁人吗？”调统室用刑近半月，并将两人放入水牢数日，腿都肿了。艾买提·瓦吉地和马始终口径一致，一个是生意关系，一个是雇佣关系。通过审讯，艾买提·瓦吉地和马知道了，俞鸣九领导已安全离兰，脱离了危险。1945年夏，适逢重庆国共和谈签订了双十协定，艾买提·瓦吉地被保释出狱。他出狱后知道，组织上、兰州工商界的朋友、新疆同乡会的老乡找关系、托人送礼说情，为他出狱尽了力，还有兰州军统调统室要抓的是俞鸣九要犯，而俞鸣九无影无踪，艾、马与俞鸣九的关系中又查不出线索。贪财的内鬼郁奠汾乘艾买提·瓦吉地入狱期间，以救艾买提·瓦吉地出狱的名义从公司提取了不少钱物，还骗走了艾买提·瓦吉地的一辆卧车。解放后，被捕的调统室军统特务也供认，他们虽未抓到俞鸣九受到他们上级的斥责，但也从艾买提·瓦吉地那里捞了不少油水，还有一辆小汽车。艾买提·瓦吉地出狱半年后，坚强的大个子马经新也被释放。马经新告诉艾买提·瓦吉地，他的战友赵峰在他被捕前几天逃离兰州，按照俞鸣九的吩咐到西安，经西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协助到了延安，赵峰到延安后受到了任弼时的接见和慰问。艾买提·瓦吉地帮助马经新，把他送回新疆迪化老家。在新疆解放前，马经新参加了新疆进步组织战斗社、先锋社，为新疆和平解放尽了自己的力量。
1947年末，艾买提·瓦吉地按联共情报组的指示上海。他将高昌公司安顿好，对公司同事讲，自己身体不好去上海看看病，到上海转转看有没有生意可做。年底，艾买提·瓦吉地到了上海，通过在兰跟上海杜月笙做鬃毛、肠衣生意的老关系，艾到上海找到杜月笙，经杜月笙牵线与孔祥熙、陈纳德合伙成立了“通和航空商业运输股份公司”。艾买提·瓦吉地任股份公司董事长兼兰州总公司经理，租用了陈纳德的四架运输机。1948年夏秋，艾从兰州运来两架飞机的白兰瓜、墨子黑皮大西瓜。当时，这两飞机瓜运到上海，成为达官贵人桌上的爽口佳品。在与陈纳德交谈中获悉，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动态情报，因为蒋介石打内战征用了陈纳德30余架飞机，并聘请陈为顾问，陈的飞机为蒋介石进攻解放区运输军用物资和人员。艾买提·瓦吉地将陈纳德的飞机运送国民党军队和军事装备的地点和战区，从中得到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动态部署。艾买提·瓦吉地把搜集到的这些情报通过关系报苏联驻上海领事孙平。1938年抗战期间，在兰州担任联共情报组领导的苏方人员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季米洛夫（中文名孙平），1948年调任苏联驻上海总领事，艾买提·瓦吉地到上海后和他取得了秘密联系。
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季米洛夫1905年生于苏联沃龙涅什，青年时代做过装配工人，1927年加入联共党，1931年参加苏联红军，复员后进莫斯科纳里诺曼夫情报学院学习后成为苏联红军情报部职业情报人员。1938年5月，他以塔斯社记者的名义被派往中国兰州，担任中共与苏共合作成立的《联共情报组》组长，艾买提·瓦吉地当时是该组的情报人员。弗拉季米洛夫在延安参加了中共七大，1945年5月12日在延安毛泽东、任弼时、王家祥等领导接见了他，中共领导给他起了中国名字叫孙平。
1949年3月中旬，孙平派一位姓张的先生到艾在上海的公司，通知艾买提·瓦吉地有危险速离上海，告知他不要直飞兰州，由重庆转兰，到兰后隐蔽待命，告知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要成功了。艾离沪后的第三天，他的公司被国民党上海宪警查抄。
1949年8月29日，兰州解放的第三天，艾买提·瓦吉地参加了他组织的欢迎解放军的庆祝活动后回到家里，以欢快的心情凝望着滚滚的黄河。这时，他发现两辆美式吉普车过黄河铁桥向他家里驶来。不一会儿，他家里护家老人气喘吁吁地领进来四位解放军干部，其中一位特别面熟犹如久别相逢的故友，他伸出手和艾买提·瓦吉地热情相握并仔细介绍了一野副司令员张宗逊、一野副政委政治部主任甘泗琪、一野联络部长范明。一一热情握手后，范明部长对艾买提·瓦吉地讲：“中央发来在兰州寻找联系你的电报，彭德怀总司令在等候你，我们马上走。”于是，艾买提·瓦吉地很快着装西服领带，头戴维吾尔花帽一同前往“三爱堂”（原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马步芳行营）。
1949年8月29日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彭德怀同志在兰州“三爱堂”接见了一位特殊的人——一位浓眉大眼、方脸隆鼻、落落大方、气质非凡的维吾尔族男子。这位维吾尔族男子在踏进“三爱堂”一野司令部作战室里的那一刻，彭德怀总司令正凝视着墙上的军事地图。还没等介绍这位维吾尔族男子，彭德怀总司令转过身，犹如久别重逢的好友一样迫不及待地与这位维吾尔族男子长时间亲切握手。寒暄数语后，彭总拿出一份重要地电报，开门见山地对艾买提·瓦吉地说：“艾买提·瓦吉地同志，中共中央李克农同志转来了你国际的组织关系，知道你在兰州为国际反法西斯和中国抗击日本的反法西斯侵略战争，多方援助中国抗战，支援延安根据地，并传递情报，支援电台等通讯器材和急需的医药及医疗器械做了大量艰苦危险的工作，特别是你为营救西路军进疆，侦查日军对西北大后方的渗透，保护组织，掩护革命同志做了不凡的工作。你被国民党那三次逮捕，蹲监狱五年之久，不惧严刑逼供，严守组织机密，保护同志，你受苦了。今天中央李克农同志让我联系你，主要是征求了解新疆方面的情况和解放新疆的问题。”彭总对艾买提·瓦吉地的深入了解令艾买提·瓦吉地十分惊讶。接着，艾买提·瓦吉地向彭总汇报了1947年初在兰州秘密会见了新疆三区革命的领导阿合买提江。阿合买提江1936年在莫斯科东方社会主义劳动者大学学习，马列主义水平很高。在苏联的帮助下尤其是阿合买提江不懈努力下，三区革命的军队被整顿改造为新民主主义在新疆的革命武装力量。艾买提·瓦吉地告诉彭总，8月中旬邓力群通知，奉中共中央的指示，从莫斯科携带3名工作人员及电台，已到新疆伊犁与阿合买提江取得了联系。彭总说：“我们已经得到中央的通知。”另又汇报了甘肃河西酒泉国民党联勤总部曾震伍的情况，“国民党联勤总部储备大量军需物资及车辆100多台，若能劝其起义对进军新疆大有好处。”彭总听后点头称是，并对艾买提·瓦吉地说：“以后我们就是同志关系了。”在彭总的指示下，由范明同志直接领导，以艾买提·瓦吉地为核心成立了解放新疆“研究会”，并接见了新疆驻兰同乡会的各族同胞，亲自向同乡会新疆老乡做了解放军宗教政策民族政策的介绍。维吾尔族老乡向彭总敬献兰维吾尔花帽，彭总当即戴上。随即彭总去北京汇报了进军新疆的情势。
1949年9月中旬，彭总从北京回兰州。他表示：“我们做好了武力解放新疆的准备，但新疆和平解放的可能性很大。”此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酒泉，驻扎在嘉峪关，直叩新疆大门，疆内三区革命军队兵临玛纳斯一线，直逼迪化。在新疆，各族人民在进步组织——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战斗社、先锋社的组织领导下，聚会游行，敦促国民党将领认清形势归向人民，期盼解放军尽快进军新疆。进退维谷的驻疆国民党军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英明政策的感召下并经张治中将军的劝告，9月25日陶峙岳将军认清形势、明晰大义，先后和包尔汉主席宣布起义，就此在兰州的新疆“研究会”工作结束。随即在彭总的指示下，在“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了解放新疆随军工作团，彭总指令艾买提·瓦吉地任团长。10月初，艾买提·瓦吉地率随军工作团到酒泉，彭总将其介绍给王震司令员和徐立清政委，并请艾买提·瓦吉地向进军新疆的第一兵团师以上干部介绍了新疆军事、政治、民族宗教、各民族习俗的情况。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新中国成立的凯歌声中挥师进疆。
1950年7月11日，在彭总的直接关心和指示下，艾买提·瓦吉地同志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8月30 日，在艾买提·瓦吉地家，彭总向旅居兰州的维吾尔老乡讲解我党我军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左二为彭总，左三为甘泗淇副政委，张宗逊副司令，左五为范明部长。彭总是第一个戴维吾尔族花帽的我党我军领导人。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一部分。1931年，日本侵略东三省后，中华民族面临着日寇全面侵华。1939年，二战爆发，苏联的国土东西两面面临着日本法西斯、德国法西斯侵略威胁。中国的情报工作，也就同国际反法西斯情报界就有了必然的联系和合作，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也是共产国际情报局的一员。中共情报部门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有了相互支持和合作，1931年佐尔格在上海领导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向中共提出了派中共人员参加工作的请求。中国人熟悉的“永不消失的电波”电影的蔡老板——蔡叔厚，经周恩来批准调派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被分配到佐尔格小组上海情报站工作，成了一名红色国际特工。沙氏兄弟沙文汉、沙文威等，都因佐尔格向中共提出请求到佐尔格情报组参加工作。1938年苏共与中共合作成立了兰州《联共情报组》。1937年4月，中共西路红军余部到达新疆后，因苏共的请求，当时在新疆的邓发、陈云中共领导从到新疆的400多名红军中挑选了12名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指战员到苏联进行了情报工作的培训后，派到中国各地的沦陷区秘密从事情报工作。在兰州就有联共情报组，领导人肖项平（在兰化名俞鸣九）、孙平。王新潮同志就是经伍修权推荐、经延安批准，调派到兰州联共情报组工作。在延安枣园，中共中央情报部驻地有苏联情报组，对外用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的名义，联共情报组的工作一直到第三次国内战争。联共情报组是中苏两党相互支持合作的情报机构，情报共享，这是当时国际反法西斯形势的需要，这段国际情报史应予实事求是的对待。向为国际反法西斯为中国反日本法西斯在隐蔽战线的同志们战友们致敬！他们是为反法西斯奋斗、牺牲、受苦、默默无闻，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无私奉献！新疆火焰山的儿子艾买提·瓦吉地就是其中一位无名战士。
艾维凡回忆，艾买提·瓦吉地晚年因牢狱之苦行动不便，但老人家思路清晰。他经常向后人说“：现在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遵循邓小平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路线、方针政策，民富国强，中华民族站起来了，但要防止敌对势力，分裂主义分子，尤其是法西斯残余死灰复燃，世界人民、中国人民再不能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给世界人民、中华民族带来的痛苦、劫难。”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人民反抗法西斯正义斗争，苏联人民真诚援助中华民族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斗争，这段历史应该公正实事求是的对待，中苏人民应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文化大革命后党组织对我做了公正的、实事求是的结论、评价，肯定了我早期参加国际反法西斯的业绩。我享受到晚年幸福的生活，更十分怀念在反法西斯隐蔽战线上牺牲的战友。他们没有见到今天繁荣富强的中国，他们默默无名。但他们有理想、有信念为人类正义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令人缅怀。”水走石头在，疾风知劲草，雪融见劲松，何故留芳名！
艾买提·瓦吉地1999年7月11日于乌鲁木齐病逝，享年93岁，他的讣告中有：“早期从事国际反法西斯进步活动”的十几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