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段文婧 整理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礼记》描摹的理想社会。老有所养，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理想目标。最近关于退休年龄延长的动议，虽迅速被有关部门宣布“推迟决定”，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们对于自己晚年的担忧——我们靠什么养老？

生于1980S

    一个已到而立之年的中国人，该如何规划自己的老年生活？这似乎是个难题。

    养老制度的不确定性，养老机构和相关社会组织的稀缺，独生子女潮带来的未来人们家庭的构成……各种原因共同让个人养老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确定的养老政策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相应推迟退休年龄应该说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因为人社部官员的这句话，延迟退休的话题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为什么要延迟退休？

    1949年后，我国在城市建立了大包大揽式的国家养老制度。那时国家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当时只有国企）都被一视同仁，退休金统一由国家企业发放。因为没有现代养老制度，也无所谓个人缴纳养老金。这一制度很快随着大批国企破产而不合时宜。在20多年前大包大揽的国家养老模式彻底破产之时，今日的延迟退休就几乎已经被注定。

    自1992年国企改革倒逼着养老金制度改革开始，养老金制度一直在逐渐改革，结果确实不但始终未触动最根本的问题，反而留下了巨大的空账，导致养老基金有亏空。最近这场关于退休年龄延长的动议虽然迅速被有关部门“推迟决定”，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们对于自己晚年的担忧——我们靠什么养老？

无处安身 养老机构的稀缺

    2008年的抽样调查显示，城市中完全失能老人占老龄人口的9%,农村是9.9%，失能与半失能比例分别是14.6%和19%，全国失智失能老人人口数为3300万。

    失能老人应该是到有专业照护能力的机构养老，但是公办的、理想的养老院永远供不应求，而且他们多数都有明文规定，不接受那些最困难最需要护理的失智失能老人。由于我国现在提供专业照护的养老机构不足，有90％的失智失能老人是在没有专业设备的家中养老。我们看到的现状是失能老人一部分流向了民营养老院，更大一部分被拒之门外。

    失能老人无法入住养老机构，家庭又无力照顾，老人生命质量得不到保障，甚至影响到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这些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一程何去何从还将是个问题。这些老人的境遇以一个极端的方式证明了没有合理的公共政策和养老制度，个人养老将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两拳难敌四手 未来人们家庭的构成
    “421家庭”（4个父母长辈、夫妻2人和1个小孩的家庭）在今日中国已经非常普遍，工作与生活双重压力使得子女气喘吁吁、举步维艰。他们将所有的时间都贡献给了工作，很难周全顾及家中的老人。长时间孤独的生活状态使得“空巢老人”大部分都存在心理和生理上的问题，日常生活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仅用了18年的时间就达到了发达国家几十年或上百年才达到的人口年龄的结构转变，而“空巢”家庭日益增多，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是目前我国养老工作面临的严峻现实。
    养儿防老是中国的传统观念，有其局限性和合理性。在现代社会责任和契约精神缺失的地方，人们只有回到传统的血缘关系养老上，相对于养老制度等等的不确定性，血缘是人们最后的依靠。然而，独生子女政策、大规模的下岗潮、底层民众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让现代标准的“421家庭”的养老难题如大山般沉重。

    在长期僵硬不化的人口政策下，“儿子”愈少，“老子”愈多。两拳难敌四手，血缘与家庭甚至可能会成为养老的拖累。

    各种原因合力，似乎让我们感到老无所依。

生于1960S

    一个刚过知命之年的中国人，在他而立之年时该如何规划自己的老年生活？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

    养老金——那时不叫养老金，叫退休金——自然照例由公家发放。公家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那时只有国企）。在企业办社会、政府大一统的年代，养老似乎是一个无需考虑的问题。

    在中国，养老金制度始终争议不断。最近这场关于退休年龄延长的动议，虽迅速被有关部门宣布“推迟决定”，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们对于自己晚年的担忧——我们靠什么养老？

    质疑并非空穴来风。自1992年国企改革倒逼着养老金制度改革开始，养老金制度一直在逐渐改革，结果确实不但始终未触动最根本的问题，反而留下了巨大的空账，导致养老基金有亏空。

    从建国开始，我国便采用养老双轨制，企业职工和公职人员的依据不同制度，公职人员的养老待遇优于企业职工。其间两者短暂并轨，1958年，《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出台，工人和公职人员的养老标准得到统一，养老双轨制暂时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因经济出现危机减少财政负担所致，一旦走出财政危机，公务员制度改革不健全，双轨制复活是必然之举。

    “文革”结束后，恢复养老双轨制。初期采取赎买举措，因彼时政府机构臃肿、干部老年化严重，1980年高层决定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好让他们尽快退休，以赎买换取社会效率提升，虽然不是长久之计，却是改革初期摸石头过河、发展市场的必然之举。从此后的经济发展速度来看，赎买政策不能算错。

    而短期的赎买政策不能作为基础政策长期使用。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市场经济改革深入、旧有养老制度改革、企业单位自缴自支，有了市场化养老制度的雏形。企业进行市场化改革，职工养老需要交纳费用，改革针对的是企业，未涉及机关事业单位，“公家人”养老仍由国家买单。事业单位养老改革无疾而终。

    改革不成，尾大不掉。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越来越多，改革越来越难，问题越积累越多，最终由纳税人买单。而弱势群体，那些在一次次历史洪流的宏大叙事中被牺牲、被遮蔽的沉默的大多数，则面对时光蹉跎、老无所依的惨淡晚景。

    当经济上行、财政收入增加，水未落石不出，矛盾并不尖锐；而一旦经济处于下行周期、财政收入减少，矛盾则处于无解状态。养老警钟再次印证了二次改革的刻不容缓。

    事实证明，企业会破产，政府办养老根本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开始接纳现代养老保险制度，社会共济、分担风险，一个巨大的转向开始发生，养老开始由国家转向个人，而这转向还一直没有完成。养老依旧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

生于1940S

    一个年过古稀的中国人，在他三十岁时，会如何规划自己的老年生活？这似乎不算问题。

    在那个年代，养老是纯粹是一个个人问题。它取决于自己年轻时创造财富的能力，取决于儿女是否孝顺，取决于自己的健康状况。那么这样说来，政府大包大揽办养老虽然被证明无法施行，但至少指

明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养老不该是个人问题，应该有公共政策、公共财力的支持。

    人们意识到依靠个人的养老终究是一种低水平的养老——这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巨大区别。人类文明一直在进步，人们发明了一系列办法，从资金、医疗到养老机构，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更美好些。

    以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养老意识的变迁，即从依靠个人到依靠公共；以近三十年来看，对公共的依靠也在逐渐转换为一种合理的方式。

    而公共政策的摇摆与无力使这种转变一直保持一种未完成的状态。当然也有客观的挑战，比如在刚刚推行社会保险时，社会上已经存在大量退休人员，他们在与社会保险的对接困难重重。“买断工龄”、“提前退休”，种种现在看起来奇特的政策，不过是在交历史的欠账。

    比如群体和群体之间的待遇差距太大，公共财政对不同群体的补贴相差悬殊公务员过于优越的养老政策，让本就紧张的养老基金背负更重的压力，且使公共政策变得不那么公平；比如，国家财政对公办养老机构投入的匮乏、公办养老机构定位的偏差。中国从来不缺解决问题的智慧，但中国缺的是公平正义之心和责任感。唯有以公平正义之心和社会责任感，政策才可能弥合社会养老体系不公平的鸿沟。

生于2000S

    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在他三十岁时，该如何规划自己的老年生活？最悲哀的莫过于，他从父亲那获得了这样的经验：要依靠自己。当养老一直是个问题的时候，人们不免把养老问题重新依赖个人，依赖个人在年轻时积累更多的财富，保持好身体的健康——可这两者本就是矛盾的。这种后退无异于在现代社会中茹毛饮血。

    养老问题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体共同的努力，更需要群策群力。在中国，出于历史的责任，政府更应作出努力。以现代政府的执政理念和社会认知理应做得更好。

    养老问题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解决了养老的后顾之忧，中国社会才有可能击败普遍流行的追逐即期利益的机会主义价值观。让养老不再成为问题，制定一系列合理公正的公共政策，打破人们对于未来的不安全感，或许这是我们这一代为了老人，甚至为了孩子，最紧迫的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