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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诗歌坚守信仰的普通人

来源：赤子杂志社发布时间：2014-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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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一个坚守信仰的普通人
——访开国上将赵尔陆之女赵珈珈

文/春华谢德王村村

赵尔陆，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北三泉村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第二、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中共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主任。为发展中国现代化国防工业做出了突出贡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1967年2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62岁。
序
他是一位从晋东北小村庄走出来的将军。他参加过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身经百战，战功卓著。他有很多职务，八路军总供给部副部长、冀晋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北平军调处执行部驻张家口第五小组中共代表、华北军区参谋长兼后勤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二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他被授予上将军衔，却不爱穿将军服；他疼爱女儿，却在女儿嫌弃饭菜不好的时候，严厉地批评她；他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军工部长，在文革期间，遭受不白之冤，却仍心系工作，奋战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就是赵尔陆将军。
怀着崇敬的心情我们采访了赵尔陆将军的女儿赵珈珈，她首先对记者说：“我爸去世那年，我十五岁。所以，没有机会跟他有更多更深的思想交流。他留给我的记忆都是碎片状的，随着我年龄阅历的增长，才慢慢去解读这些记忆。”
坚定信念
在共和国的将军里，江西籍、湖南籍、湖北籍的相对来说多一些，因为革命的道路就是从那里开始起步，而山西，地处偏僻，又被军阀阎锡山长期盘踞，革命火种的蔓延传播受到一定阻碍。
我的父亲出生在晋东北的一个小村庄里。他出生的那一年，孙中山先生在东京创立同盟会，很快就有50多名山西籍留日学生陆续成为同盟会会员。他就是在这片崇尚“以天下为己任”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这注定了他不可能是一个“安分”的文化青年。
那是一个风起云涌、动荡不安的时代，不同派系为了争夺势力范围成天混战；长期受欺压的民众奋起反抗；国民党右派为了争夺领导权，策划了中山舰等事件，进行了反革命活动。

赵尔陆之女赵珈珈

1924年，父亲在学校里加入了西北同盟会。当时，在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指导下，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浪潮席卷全国。父亲很快就接触到了共产党人。共产党人的理想，马克思的学说，使他一下子找到了丑恶社会现象的根源，也找到了彻底改变这一切的途径。从此，他开始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外围活动。
在山西，阎锡山和北洋军阀勾结，于1926年底开始了“清共”活动。在校读书的父亲那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也上了被抓捕的“黑名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父亲赶忙离开学校，跑回了北三泉村的叔伯大哥家，躲在炕坑里避过了可能追赶来的特务。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父亲的大哥大嫂就给他准备了一些钱和食物，把他送上了找党的路程。
国民党右派势力越来越猖狂，但是父亲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学说，为了追随共产党，他独自去了南方。一路上他为人打零工赚路费，好不容易到了武汉。通过当时在国民政府任职的董必武、林伯渠等同志的引荐，父亲加入了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20军教导团。其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背弃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与共产党、与全国大众为敌。据记载，那天上海大雨滂沱，共产党人、工人、学生的鲜血流成了河。7月15日，汪精卫也扯下了最后的遮羞布，在武汉公开叛变。7月下旬，父亲跟随所在部队，在党的指示下经九江直赴南昌，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用革命的武装对付反革命的武装，共产党由此走上了一条艰苦卓绝的道路。为了打开一座口岸城市，以便接受共产国际的物质援助，南昌起义的部队28000余人按中共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撤离南昌去攻打广东汕头。毫无武装斗争经验的部队被数倍于我军的军阀分割围歼，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一小部分部队转入海陆丰地区，与当地农民武装会合；另一部分起义军约800人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入粤赣湘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朱德、陈毅率部北上时，时近初冬，后勤保障完全没有，很多人还穿着单衣、短裤，常常饿肚子，武器弹药没有补给。有人得重病、负重伤了，不得不离开部队去养伤养病；有人甚至牺牲了；也有不少人开始动摇，开小差、甚至叛变投敌的事情时有发生。部队到了江西安远的天心圩，召开军人大会，进行整顿。朱德在大会上耐心地给大家分析当前的形势：“我们今天的革命就像俄国的1905年一样，俄国人1905年革命失败了，1917年他们就成功了。我们也有我们的1917年。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的话使这800多人成为日后从弱到强、夺取全国胜利的星星之火。父亲就在这800人中。
那时候，父亲在红28团2营6连当党代表。2营营长袁崇全伙同营党代表杜松柏等企图裹挟部队叛变投敌。他们欺骗指战员说要执行特别任务。当营队走到了江西崇义县的新地圩时，父亲发现行军路线已经远离了根据地和军部，离敌人的主力越来越近。他和自己的生死搭档李建林连长、机枪连党代表何笃才以及四连连长粟裕等同志说：“不对头啊！”大家都有同感，他们一起找到袁崇全要求解释。决心反叛的袁崇全说：“军部命令我们去打游击。”父亲追问说：“怎么没见到命令？”袁崇全支支吾吾地回答说是口头交代的。营党代表杜松柏赶紧帮腔：“是朱胡子（即朱德同志）单独交代的。”经过这场短兵相接的交锋，父亲他们几个连干部基本判定：这是一个叛变投敌的阴谋。顶头上司要叛变！
父亲和李建林带着六连、何笃才同志带着机枪连、粟裕同志带着四连一起放慢了行军速度，逐渐和叛徒带领的营部拉开了距离。然后火速掉头，急行军赶回军部，向朱德、陈毅等首长报告了这个情况。
参谋长王尔琢同志亲自带领着林彪的一营去追赶，想把叛徒和蒙在鼓里的部队劝回来，却被这个死心塌地的叛徒打死。王尔琢同志是红军队伍里上至毛委员、朱军长，下至每一个普通战士都非常爱戴的一位领导干部。他的牺牲，使那些受欺骗的红军指战员们幡然醒悟，识破了叛徒的阴谋。结果，这支几百人的部队，只有放哨的一个排被叛徒欺骗跑了。后来袁崇全虽然投靠了赣敌刘士毅部，但跟着他的只有十几个人。9月中旬，红军攻克遂川县城时活捉了叛徒袁崇全，经过全团公审，枪毙了他。也有一说，袁崇全是在红军攻打遂川时被击毙的。
1928年年关，朱德、陈毅带领部队返回湘南。成功智取了湘南宜章，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部队很快又发展到上万人。3个月后，父亲随部队开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其时正处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最低潮、最艰难、最看不到前途的时候，父亲在那个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岔路口，会面临很多诱惑，需要不断地作出选择。不同的选择就会指引你走向不同的道路。父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用这个信念支撑他的每一次选择。

1936年在陕北保安红军大学，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部分同志：前排左起：罗荣桓、谭希林、陈光、杨立三、陈士榘、宋裕和、林彪后排左一赵尔陆、第五人孙开楚、第六人毛泽东

主抓工办
父亲上学的时候数理化好，最不好的有两门，一个是音乐，一个是画画。他五音不全，老不在调上，而且也记不住词，先是胡唱，后来干脆就不唱了。但是父亲数理化很好，据说成立国防工办后，他被毛主席亲自点将。
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正在紧张激烈地进行，中国人民志愿军武器装备的保障工作急迫而繁重，国内军工生产、维修能力都远不能满足前线的需求。那年6月，毛主席同父亲谈话，让他负责组建第二机械工业部，统一领导原来分散管理的军事工业，迅速组织人员开创国防工业，生产并修复抗美援朝前线急需的弹药和武器装备。父亲清楚地知道，当时新中国只有战争年代建设起来的一些设备简陋的兵工厂和国民党留下来的受到严重破坏的军工烂摊子，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国防工业相当不容易，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组织决定，成为了共和国第一任军工部长兼党组书记。1958年2月，第二机械工业部与第一机械工业部合并，称第一机械工业部，由父亲任部长兼党组书记。

1939冬，王平（左起）、关向应、舒同、赵尔陆、朱良才在河北阜平台峪村

中央要父亲组建第一机械工业部的时候，共有九个局，除基础的机械制造业外，还囊括了航空、航天、舰船、常规武器等军工产业。到六十年代，据不完全估算，国防口的机关和企业职工，不计家属已达到了百万人，仅生存就是个大问题。当时从国防经费里给国防工业的才3个亿，这3个亿够不够给这些人发工资都成了问题，更别说是生产投资了，简直没法办。穷则思变，父亲有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以民养军”的想法。他想到了军工企业生产部分民用产品，投放市场，一方面繁荣市场，提高老百姓生活质量，一方面军工企业自己造血，贴补军用产品的经费缺口。这一方针老百姓是拥护的。
这个“16字方针”是经过中央反复推敲，认可的，是集体的决定，组织的决定。但这却成为文革时父亲被打击的借口之一，说他破坏国防生产。
在“大跃进”影响下，人们热衷于产值和产量，造成产品质量严重下降。父亲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生产的步枪，打了十几枪撞针就坏了，还不如阎锡山的兵工厂生产的枪。”这句话包含着自我批评的成分，因为父亲本人就是主管国防工业的。此外，还包含了对过分追求产值的批评。
父亲以部长名义写了两封信：
首先，是把质量问题提到政治高度去认识。“机械产品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必要生产手段。‘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设备的质量不好，会给使用部门以致整个国家带来很大损失。”“军工产品质量不好，等于帮助了敌人，就是犯罪。”他是一个老红军，和内外敌人战斗了几十年，对于人民军队的使命，军工生产与这个使命的关系，都是异常清晰的。这也是他本人对国防工业工作倾注全部心血和感情的思想根源。

1958年春，在广州参加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期间留影。左起：宋任穷、李富春、余秋里、张霖之、赵尔陆、王鹤寿、彭涛

其次，从具体分析中寻找产品质量问题的原因。“产品质量不好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还是思想上的片面性，注意了多和快，忽略了好和省。做一台机器顶一台用，就算好；做一台顶一台半甚至两台，这就更好。这都符合于增产节约的精神。要是做一台只顶半台甚至还不到半台，就是最大的浪费，既糟蹋了国家的财产，也损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产品质量很坏，也谈不上完成国家任务。”在篇幅并不大的信里，用这样的篇幅，阐述产品的“质”和“量”的关系，并直接与“增产节约”的精神挂钩，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长期从事党的政治工作的传统，即：不停留在口号和大道理，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认识的提高贯穿在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当中，让人容易接受，思想容易统一。这也不是父亲的专利，而是那一代处于领导岗位的共和国建设者们的思想作风。
再次，对具体困难的解决办法。“现在不少工厂拿到了一些不合格的生铁，用这种生铁铸出的毛坯，自然也很难合格，除请你们继续研究脱硫、脱磷，争取在保证铸件质量的条件下尽量使用外，已与冶金部商妥，不能用的，一律由钢铁厂收去回炉，补还质量合格的好铁。”只强调主观认识，无视客观困难，也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关于原材料的质量问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因为全民大炼钢铁当时已成大势。作为钢铁的大用户主管，直面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步骤，父亲显示了一个领导的担当。
“两弹”内行
1961年，天冷的时候，邓小平、杨尚昆等要去西北进行农业生产状况调查，就让父亲跟着去了。“带着工业部长去考察农业生产状况。”这种非语言和文件性质的表态暗示着中央要父亲继续工作的希望。1962年就成立国防工办后，他就重返岗位了。
1958年6月，毛主席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研制、试验核武器的任务。当年，导弹试验基地靶场在大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开始动工；1959年，核武器实验基地在新疆罗布泊地区开始建设。但苏联政府于1960年7月单方面决定撤回全部在华专家，撕毁所有合同和技术合作项目，并且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鉴于中苏公开分裂，国际环境恶化，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定，中国科技力量包括财力、物力主要集中用于攻克战略武器等军事尖端技术上：我们必须在既无外援且基础又很薄弱的条件下，发愤图强，进行“两弹一星”的研制。1961年1月父亲出任国防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1月，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协助罗瑞卿主持国防工办的日常工作。自此，父亲带领其他同志拟定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事业情况的报告》，提出了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他抱病亲自带领工作组奔波于北京、甘肃和青海的核武器研制单位，在研究试验现场风餐露宿，帮助科研人员解决问题。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中国大西北的罗布泊上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毛主席在看这次爆炸成功的资料片时，不时向父亲提出一些技术问题，他都做了比较准确的回答。毛主席赞扬说：“你现在也是导弹内行了！”父亲说：“下一个爆炸的将是氢弹。”毛主席高兴地说：“好啊！”
父亲每天都在学习。向书本学，向专家学，向工人学。

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为新中国第一架飞机首飞剪彩

我大概4、5岁的时候，家里院子靠南面有一排南房是父亲的会议室，每天早上这个会议室无一例外都是烟雾缭绕，甚至没有能见度。
父亲每天批阅完文件后，就埋头书本，学习相关的业务知识，从来没有在午夜之前就寝过。比如飞机制造方面，他恶补了这方面的书本知识，对飞机的一百多个主要零部件都烂熟于心。每年他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在企业，每当在工厂吃饭时，父亲就夹着母亲缝制的口袋和工人们一起排队买饭。有时候食堂里坐满了，就端着饭菜和工人一起蹲在屋檐下，边吃边聊。
对于国家的规定来说，父亲是参与制定的人，同时也是监督执行的人。困难时期，我国的原子弹研究正处于最紧张的阶段。从北京到基地，科学家和参加实验的部队指战员，忍饥挨饿，咬紧牙关地全身心投入工作。王淦昌院士更是和普通工作人员一起，排队轮番去手动搅拌冒着剧毒气体的燃料。他们抱着一腔热血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身许国”。党和国家，通过父亲等一层层的领导干部，把关怀信任支持输送进科学家的心里。这种互动，是父亲在那样困难的环境里，实现中国步入世界核国家行列的精神基础，也是他由外行逐渐变成内行的学习过程。

二分区司令员郭天民（左三）、政委赵尔陆（右一）和分区高级干部在一起

鞠躬尽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初期，兼任国防工办主任的罗瑞卿被逼跳楼，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任父亲便成了“替罪羊”。“彭黄漏网分子”、“破坏国防工业”的大帽子压在父亲头上，造反派高喊打倒的口号声每天在高音喇叭里震耳欲聋。一天深夜，他对母亲和我们兄妹说：“我从南昌起义到现在快四十年，自信对党和毛主席是忠诚的，没半点私心，可现在，怎么到了没鬼也怕鬼的程度……”年逾花甲的父亲留下了两行热泪。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肺气肿使他几乎不能成眠，心脏病不断发作。可是，在逼迫之下，还不得不背着氧气袋看大字报，参加批斗会。
那段时间父亲每天的时间表变成了这样：
上午，主持国防工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那一年，我们国家计划在年底试爆第一颗氢弹。协调科研生产单位的工作量庞大而繁杂。中央核武器15人小组指定父亲和张爱萍将军共同负责。他比平时更加忙碌了。
下午，搞运动。对父亲来说，就是接受批斗。有时，他在机关接受批判。有时要到下属的企业去参加批斗会。
晚上，他必须召集党组会，领导们统一思想认识。几乎总是凌晨两三点钟才能休息。
工作的繁重，政治运动的压力，超负荷的劳累，使父亲的心脏病和肺气肿等陈疾频频发作，人也明显地消瘦了。不止一次，他去参加批斗会的时候，是保健医生和警卫员两人搀扶着，带着氧气和急救箱。不止一次，父亲边用氧气边开党组会。1966年国庆节，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在会场上，有的老同志看见父亲的样子，非常担心他的身体。他却哈哈一笑说：“不要紧，死也要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再死！”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心愿他没有能够达成。
为了保护父亲，1966年10月下旬，他被周总理安排在西山“疗养”。离开了工作，他郁郁寡欢，度日如年，经常与几位老帅联系，请求自己能早日回到机关工作。1967年1月22日晚，聂荣臻和叶剑英终于同意父亲回去抓工作，他神采飞扬地对前来看望的母亲和我们兄妹说：“两位老帅让我因势利导，做好群众工作，争取早点取得群众谅解。”他还嘱咐我：“你回家后要积极到学校去。不上课了还可以学习毛主席著作嘛。一寸光阴一寸金，不要总是晃来晃去。”这天深夜，父亲从西山乘吉普车悄悄地回到办公大楼。在办公室住了下来，继续连轴转的工作和运动日程。当他得知除了氢弹研制和极少数项目还在运转外，大部分国防工业的研究和生产几乎处于瘫痪，他心急如焚，夜不能眠。
1967年2月2日，也就是父亲住进办公室的第十天早晨，机关的同志们发现父亲没有走出办公室。服务人员从外面打开他办公室的门，发现他披着棉军装，坐在平时睡觉的小铁床上，身子向前倾着。他的手里，还夹着一支已经点燃的香烟，看上去没有吸几口，一大截烟灰落在衣服上。自燃的香烟把夹烟的手指烧焦了一块。可是，他再也感觉不到疼痛了，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心肌梗塞夺去了他的生命。
这一天的上午8时，周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总理指示要父亲到中南海去帮助他工作。他还不知道，父亲再也不能执行他的指示了。
那天，距离父亲62岁的生日，只有4个月零两天。
曾经驰骋疆场的父亲，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远去了。而有些人却说他是自杀，是叛徒，要打倒他。周总理立即命令尸检，确定父亲因心脏病突发死于凌晨2点，澄清了对这位殉职将军的污蔑。周总理对造反派代表们说：“赵尔陆同志死了，有人还要打倒他。说句公道话，这个同志一直在后勤战线工作，勤勤恳恳。活的要保，死的也要保。”毛主席从女儿李敏口中得知父亲的死讯，气愤地说：“赵尔陆是个好同志，是上过井冈山的人。为什么要整他？”
家风家教
总政在编纂将帅名录时找不到父亲的礼服照，到家里索要，家里也没有，最后只好用技术手段合成了一张礼服照。我不清楚在授衔大家都拍照的时候，父亲跑到哪里去了。只知道他一生不拍礼服照，不写回忆录。小的时候我曾经不止一次缠着父亲，问他为什么不拍？有一次父亲被我纠缠不过，脸色凝重地对我说：“你不懂！死的人太多了。他们哪一个都不比我差。我算老几！”关于牺牲战友们的那些记忆，永远让父亲觉得自己得到的太多，做的太少。
六十年代初，国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家里没有肉和油，每天只有一盆酱油炖萝卜。在我的记忆里，那个菜差不多连续吃了一年。有一天吃饭，我看见又是酱油烩萝卜，就发脾气说：“我不爱吃萝卜嘛，干什么每天吃？就不能换点别的吃吗？”一向温和的父亲“啪”地把筷子拍在桌上，指着我的鼻子说：“这个不好吃？你到乡下去看看，我们顿顿吃的是农民的年饭！像你这样怕吃苦又不好好改造，非修正主义了不可啊！”这给我留下了一个“萝卜情结”：一看到萝卜，就想起父亲当时那张生气的脸，那忧心忡忡的眼神。
每当有儿子女儿要走上工作岗位时，父亲总是重复一句话：“我的任务完成了。分配要服从组织，今后的路要靠自己走。我的权力是可以在北京给你安排工作，可是我不能那么干！我不能让别人指着你们和我的脊梁骨骂共产党以权谋私！”
1964年，机关后勤趁父亲出差几个月的时间，把我们家里里外外粉刷油漆了一遍，可是，父亲回来一看这个家就生气了，连气都没喘就叫来后勤的领导，对他说：“你们拿公家的钱送人情倒是很慷慨哦！”后勤领导紧张得头都不敢抬。后来父亲拿出当时全部存款不到2000元，交了这笔粉刷油漆钱。
小时候，父母工作繁忙，早出晚归，常常是自己还没起，他们已经走了；自己睡了，他们还没回来。有段时间父亲频繁去苏联出差考察，前后累计长达半年，我思念父亲到嚎啕大哭，以至于那个时候我对于上班和工作的理解就是开会和出差。父亲对我挑食的训斥，让我在以后的岁月中只要见到萝卜做的菜，就一定多吃几口。我相信“人在做，天在看”这句话，相信父亲在天上一定能看得见自己，所以我要不断向父亲证明：我不背叛！
父亲的高尚、敬业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共同特征，“但使身未死，随力报乾坤”，父亲只是他们中的一员，共同的经历使他们的心相通如一人。
几十年后，曾经和兄弟姐妹们讨论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的说，父亲是马克思主义者；有的说，他首先是个理想主义者。我倾向于后者。父亲给我的印象，简单说，一个共产主义的圣徒。他对我们的要求，是做一个坚守信仰的普通人。
编辑|王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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