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英魂无字丰碑 ——访开国中将韩伟之子韩京京

来源：赤子杂志社发布时间：2014-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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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英魂无字丰碑
——访开国中将韩伟之子韩京京
文|刘济华谢德王村村
编辑|王晓云
韩伟简介

韩伟（1906-1992），湖北省黄陂县（今武汉市黄陂区）人。1922年参加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秋，经党组织安排，报考了黄埔军校4期插班生（4期第2批招生），在入伍生团受训，于年底由组织安排到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教导队（又称侦探队、中山队）任战士、班长、见习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1团排长、副连长，红4军前委混成大队副大队长兼警卫排长，第4军三纵队教导大队中队长，第2纵队4支队副支队长兼中国工农红军11大队大队长，红21军第2纵队五支队支队长，福建军区独立第1团团长、独立第8师师长，军区参谋长，红19军55（7）师师长，红34师第100团团长。是红34师仅存十数人中的一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军事教育主任兼教导团团长，第2军分区4团团长，冀中军区警备旅副旅长，第9军分区司令员，雁北支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热河军区司令员兼热河纵队司令员，赵（尔陆）韩（伟）纵队副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2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20兵团67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入南京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第一期第一班学习。毕业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军委军事教育训练班主任、军事师范学校校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序
怀着对红34师的崇高敬意，我们采访了韩伟将军之子韩京京。看到韩伟将军的照片，想到的第一个词语就是“坚毅”。“父亲对我很好，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但他就是不爱笑，我见了他都害怕。那或许是经历过战火的人淬炼出来的独有气质。”（引号内未注出处皆韩京京语。下同。）
韩京京曾在总参军务部，总参装备部，中国驻前苏联大使馆任职，现已退休。这位根系南国、生就北方的老红军的后代，性格豪爽，对党史、军史很熟，特别对父亲的经历及涉及父亲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烂熟于心。说起父亲、说起红34师、说起陈树湘、说起闽西红军六千子弟兵，那份深情、那份大爱，发自心底，溢于言表。似有说不完的话，甚至说着说着，几度哽咽、几度洒泪……
品质闪耀在良好的传承中。这就是我们老红军的后代啊！他流的哪里是泪、分明是血，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脉相承的鲜血在流淌……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年春天的一个中午，我从总参军务部下班回到家中，叫父亲吃午餐。只见他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两眼直视，眼神中透着悲痛和哀伤，棱角分明的双唇紧闭，嘴角上挂着刚毅和不屈。我心里一惊，忙进里屋问母亲是怎么回事。母亲告诉我：上午来了两位负责编撰红军长征史料的同志，请父亲写一篇关于红34师在湘江战役的回忆文章。
原来，这是中央军委在建军60周年之际决定编撰的一套完整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历程的特大型史料丛书，其工程十分浩大。两位编辑同志这并不过分的要求，却使年已八十的父亲两顿饭颗粒未进。他伤心，他悲痛，他激动，他自豪——为他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们所创立的历史功勋而自豪。
半年后，这篇回忆文章写成了。其间，父亲经历了怎样的痛苦，怎样的纠结我并不知道……”

（一）血漫湘江

坚毅、多难、不息的湘江啊！划出巨大的伤口，流血！
剖开滚热的胸膛，里面装着奋斗、壮烈与牺牲。
军旗如血，军魂如血，残阳如血，江水如血，锐不可当，一泻千里……

全军后卫

风冷、霜寒。
1934年的冬日，湘江边上的风呼啸而来，却被浓重的血腥稀释在湘江边上，望着那一片修罗场。
如今湘江边上还流传着一句话“三年不食湘江鱼，十年不饮湘江水”，溯80年前的时光逆流而上，那场战役缓缓铺开呈现在我们眼前。
炸弹爆炸的声音，机关枪“突突突”的声音，人们吼叫的声音，马儿嘶鸣的声音……
“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失败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畏敌如虎，在仓猝率领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中，又消极避战，结果，在突破敌人第4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时，险遭覆灭，8.6万余人锐减为三万多人。担任全军殿后的我红五军团34师浴血奋战，出色地完成了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领率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抢渡湘江的任务。但终因敌众我寡，孤军作战，弹尽粮绝，全师大部壮烈牺牲。”（摘自韩伟《红34师浴血奋战湘江之侧》）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中真正能够称得上是战役规模的一次战斗，参战兵力超过30万。
第5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仓猝转移采取的战略是“抬轿子式”的队形。前面是红1军团和红3军团，像两把尖刀，分列队伍的左右前方两翼是红8军团和红9军团。红5军团在轿子的最后面，红34师在红五军团的最后面，红100团在红34师的最后面。中革军委和中央政府的“红星纵队和红章纵队”像轿子一样在最中间。那时，韩伟将军是红34师100团的团长。也就是说，红34师是全军的后卫，红100团是后卫的后卫，冲锋在前，退却在后，韩伟肩头上担子的沉重可想而知。
长征开始前，3军团的3个师，4、5、6师都是它原来建制内的，经过长征前的扩红，人员比较充实，3军团大概是1万7千多人；1军团最主力的部队是1师、2师，长征开始前，原属5军团的15师，就是少共国际师，调给了1军团，总共1万8千人左右；8军团原有的是23师，长征开始前，把各个县的独立团组建了一个21师，两个师组建了一个军团，一共是1万人左右；9军团原有的是3师，后来新加入的也是用各个县的独立团组建的22师，全军团也是1万人左右；5军团的部队15师调归1军团，只剩下13师、34师。军团长董振堂，参谋长刘伯承。长征开始前，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被李德不公正地贬到5军团来当参谋长。
34师作为红军里的主力师担任整个红军长征的总后卫。在担任总后卫之前，师长是彭绍辉。后来他被调到15师（少共国际师）工作，师长位置空下来了。在谁当师长这个问题上，韩伟和陈树湘就开始互相推让。上级来询问意见时，相互推让对方当师长，最后是陈树湘当了师长，韩伟仍是100团的团长。整个34师全部是由闽西子弟兵组成的，而它的师团领导基本上都是当年红4军的骨干。

浴血奋战

……
两军在湘江血战就势不可免了。
这是一场关系党中央安危的战斗！这是一场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战斗！（摘自在湘江战役中担任红1师师长的李聚奎上将的回忆文章《突破4道封锁线》，载于史料第1卷）
1934年11月25号，中央红军已经过了潇水，马上要突破湘江的时候，中革军委的命令下来了，给34师的命令是在8、9军团之后担任全军的总后卫，为永安关和雷口关进入广西境内，突破湘江。本来任务计划是用三天的时间，可以打过湘江去，结果25号命令下达，从11月26号一直到12月1号，到第六天的时候，中央纵队才过江。
韩伟将军在《红34师浴血奋战湘江之侧》中这样描述：“11月26日，我们团进至道县以南葫芦岩。刘伯承参谋长介绍了敌情：何键第一路军已由东安进至全州、咸水一线，第2路军1部进至零陵、黄沙河一线，第3路军尾我直追，第4，第5路军向东安集结。他指出：敌人的企图是，前堵后迫，南北夹击，围歼我军于湘江之侧。讲到这里，刘参谋长拿出—份军委电报向我们宣布：红34师目前任务是，坚决阻止尾追之敌，掩护红8军团通过苏江、泡江，尔后为全军后卫；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湘南发展游击战争。读毕，他以极其坚定的语调说，红34师是有光荣传统的部队，朱总司令、周总政委要我告诉你们，军委相信红34师能够完成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任务。
我们都深深懂得：中革军委把掩护全军的任务交给红34师，既是对我们的最大信任，也是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的。因为，红34师是在毛泽东、朱德同志亲自关怀和谭震林、罗瑞卿、萧劲光等同志具体帮助下，由闽西人民子弟兵逐步改编、组建起来的第三个红34师，它正式成立于1933年春。师、团干部大多数是原红4军调来的骨干和红军学校毕业的，作战经验丰富，指挥能力较强。广大指战员出身贫苦，阶级觉悟较高，整个部队士气旺盛，战斗力较强。在一年多的时间，虽然隶属关系几次变更，但始终服从命令听指挥，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在第4、第5次反‘围剿’中，屡建战功” 。
“34师作为整个中央红军的总后卫，它在27、28号接到的命令，本来它都可以进关了，由于8、9军团打龙虎关不克，打了两天没打进去，怎么办，只好折向北，走到永安关和雷口关，所以34师还得继续在后面阻击，等着8、9军团进到雷口关后才能在它的后面进关，就又白白多阻击了大概一两天的时间，部队的消耗就可想而知了，而且它正面的部队不是桂系不是湘军，而是打仗不打折扣的中央军。进去以后，本来28号接到的命令是接红6师的阵地，红6师是接红5师的阵地，结果红5师已经伤亡过半，撤出阵地，向界首一带转移，红六师接收的阵地已经从新圩后撤，退到了水车、文市这一带，等到34师来接红6师的阵地时，红6师已经基本打光了，只剩下红18团一个残部，就编入红34师，由我父亲带领的100团指挥。紧接着就地构筑工事，就是现在灌阳县水车乡一带和文市一带，临时构筑阻击阵地，阻击从侧翼上来的桂系部队。”
韩伟将军在《红34师浴血奋战湘江之侧》中这样描述：“在敌人四面包围的严重情况下，红军指战员不顾一切牺牲，浴血奋战，顽强地顶住了优势敌人的进攻。30日，在我红34师阻击阵地上，战斗空前剧烈。追敌是蒋介石的嫡系周浑元指挥的第3路军4个师。该敌自恃兵力雄厚，美械装备，来势汹汹，妄图一举消灭我军，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在猛烈炮火和飞机轰炸的配合下，轮番向我进攻，好像用大量的炮弹就可以一下子吃掉我们。我师广大指战员依靠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顽强的革命精神，杀伤了大量敌人，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
是日晚，受到重创的敌人经过调整部署后，向我军发动了更疯狂的进攻。整个阵地上空，信号弹、照明弹，各种炮弹的火花交织在一起。守卫在前沿阵地的我团2营营长侯德奎响亮地提出：‘誓与阵地共存亡，坚决打退敌人进攻，保证中央机关和兄弟部队抢渡湘江。’在他的指挥下，全营干部、战士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弹药打光了，红军指战员就用刺刀、枪托与冲上来的敌人拚杀，直杀得敌人尸横遍地。我团一营有位福建籍的连长，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肠子被敌人炮弹炸断了，仍然带领全连继续战斗。阵地上空铁火横飞，前沿工事被摧毁，山上的松树烧得只剩下枝干，部队伤亡越来越大，但同志们仍英勇坚守着阵地，继续顽强地战斗着。
与此同时，在第101、第102团阵地上，也是烟尘滚滚，杀声震天，他们都打得很英勇，许多同志负伤不下火线，终于顶住了数倍于我之敌的疯狂进攻。在激烈的血战中，全师指战员前仆后继，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师政治委员程翠林同志和大批干部、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英雄业绩永垂青史。由于我师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迟滞了周浑元部的进攻，掩护中央、军委和兄弟部队于12月1日晨渡过了湘江” 。
韩京京指出：“湘江战役中朱德总司令为指挥作战与各军团和纵队有大量往来电报，这种向下一级的指挥电报较为多见，而越过军团，向下两级直接给师的指挥电报较少。其中，在中央纵队过湘江最关键的12月1日凌晨5时，朱总司令直接发给陈树湘、程翠林（简称陈、程）的‘万万火急’电报要求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应最坚决的作战，直至最后一个战斗员止……’；而同日14时，朱总司令给陈、程的‘万万火急’电报除向红 34师通报敌情并指示作战方向外还明确命令：‘……34师受军委直接指挥……’。到12月3日，中央纵队已全部过湘江，总后卫的红34师已处于中央军、桂军的包围之中时，朱总司令又以‘万万火急’电令陈、程：‘……归还主力如时间上已不可能……你们必须准备在不能与主力会合时要有一时期发展游击战争的决心和部署……’
“从这些电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革军委对担任全军总后卫的红34师的高度信任和关注。而正如朱总司令电报中所要求的，红34师在完成了湘江战役中掩护全军的任务后突围，尽管全师包括师长、政委的六千余红军将士壮烈牺牲，但根据《丛书》《组织沿革大事记》记载，红34师仍有部分人员在参谋长王光道率领下突围后返回了湘南，与湘南红军独立大队会合，在宜昌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游击根据地，最终完成了中革军委赋予这支英雄部队的历史使命。”

生死诀别

在红34师（尚有五六百人）冲出敌人合围向湘南转移的危机关头，陈树湘命令韩伟率师主力继续突围，自己率101团余部百余人做最后的掩护。韩伟第一次拒绝了师长的命令。他说，“你是师长，只要你还在，这个师就在，我带100团（尚余 150余人）掩护，你率领师主力赶快突围到湘南去。”
因为他们两人都清楚，“最后的掩护”意味着什么。
两位生死战友就这样诀别了。
“最后要回湘南突围的时候，我父亲和陈树湘两个人。陈树湘任师长，父亲任团长。他们相识于1927年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中。当时二人同在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即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第3营第9连担任排长，陈树湘是二排长，父亲是一排长，参加了三湾改编和井冈山斗争。在一年多的井冈山斗争中二人分别多次负伤，并分别升任红4军31团的副连长。1929年二人又随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4军进军赣南闽西，并先后担负过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前委领导的警卫工作（韩伟1929年任红4军前委混成大队副大队长兼警卫排长；陈树湘1930年任红4军军部特务大队大队长），此后二人又长期在闽西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1932年，陈树湘（独立第7师）、父亲（独立第8师）同在闽西军区担任师长，1933年3月父亲（红55师），陈树湘（红56师）同在红19军担任师长。1933年6月红19军缩编时，父亲（100团）、陈树湘（101团）又同在红34师担任团长。长征开始前，红34师师长彭绍辉同志调任，在由谁来接任师长一职时，二人还曾互相推让。他们在分别担任独立第7、第8师师长时还有过一段比武的佳话：1932年福建军区组织了一场部队大比武，两位师长最先出场，跳远，陈树湘远了一脚，跳高，父亲高了一竿，投弹、越野、长短枪、机枪射击……最后总裁判宣布：并列第一，两人都会心地笑了，共同从军区政委谭震林同志手中接过了优胜奖旗。”（《回忆谭震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陈树湘年长韩伟一岁，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里，他们多少次协同作战，相互支援。在湘江战役中他们生死与共，在共同完成了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主力红军抢渡湘江的任务后，又把生的希望让给战友，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
韩伟在率部完成掩护师主力突围任务后，原本近两千人的大团仅余三十多人。面对漫山的敌人，退退退，退到无路可退的时候，他让大家每人留一颗手榴弹，剩下的都集中在一起，然后命令战士们分散突围，能走几个算几个，他自己率5名干部将敌人引到崖边，最后6人就从都庞岭和宝界岭的大山上跳了下去。3人牺牲，其余3人被当地老乡救护，两人活到了全国解放。
陈树湘在部队返回湘南后的突围作战中腹部受伤，命令师参谋长王光道率领部队继续突围，自己仅带两名警卫员掩护。子弹全部打光后，陈树湘落入敌手。为了邀赏，敌人用担架抬着他欲送往省城。1934年12月18日晚上，他们走到湖南道县驷马桥，夜宿祠堂。第二天清晨，敌人发现陈树湘已经死亡。原来陈师长为了不让敌人的如意算盘得逞，趁敌不备时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敌人不甘心，又残忍地砍下了他的头，先在道县城门上示众三天，而后又送往长沙。他怒瞪双眼的头被悬于长沙城小吴门外，俯视着清水塘，在那里，他在毛泽东的教诲下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那里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七十九年后的端午节，我终于找到了陈树湘师长失去了头颅的遗骸。他被当地百姓趁黑夜埋在了潇水堤岸的斜坡上，当地党委和政府于近年为他立了碑。我们肃立在他的碑前，泪水止不住淌了下来……我们摆上两盆鲜花、从北京带来的红星二锅头、从闽西带来的点心，微微（注：指韩京京爱人张微微，闽西老红军的后代）的一声‘大爹爹，我们来看你了……’，叫人撕心裂肺。他牺牲80周年的纪念日时，这里将会有一尊陈伯伯的石雕和一面红34师的石制军旗永远伴随他。那是我们，他的‘后代’为他敬立的”。
韩京京讲到这里已经泣不成声：“陈师长没有后人，连外甥、侄子等也没有，我在想，即使是有功利心的人站出来说，这是我的叔叔、舅舅，也算有后人血脉祭奠着他，可是一个后人都没有留下。更让人心酸的是，他留下的唯一一张像是根据我父亲口述的一张素描画……于是，我请著名军旅雕塑家刘林大师为他塑了像，两个造型、六尊铜像。三尊标准像，一尊被他的故乡长沙博物馆收藏，回到了他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生活、战斗的地方；另一尊我赠给了他1930年带过的红4军特务大队——如今的某部红3连，这个英雄连队曾走出了罗荣桓、张宗逊、谭希林等一批将帅。连队的官兵们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人，四时祭祀，新兵入伍都会在他的像前宣誓，要像他那样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还有一尊安放在我们家中，与我父亲的像肩并肩，就像他们当年一起战斗的岁月那样。”
流转的时光，照一脸苍凉，一条河流的悲伤，在红军后人的脸上，淋漓尽致的倾泄。
跳崖未死

韩伟将军对自己一生的评价就是幸存者。他从宝界岭的大山上跳了下去，竟然没死，被当地的老百姓救了。
“我是2011年的时候带着儿子、媳妇到那个地方看了，跳下去6个人活了3个，当时死了3个。他们真是万幸，活着的3个人里面，我父亲一个，一个营长，还有一个团的司号长，团的司号长腿摔断了，走不了了。他们被当地的老百姓救了。那家人叫王本森，他是个土郎中，上山采药，看见了他们，三个人颤颤巍巍的你扶着我，我扶着你，于是就把他们给救下来了，在他们家的红薯窖里面藏了7天，我们去的时候那个红薯窖还在，三个人就在里面藏了7天，老百姓给他们饭吃。7天之后，搜山的国民党彻底走了，他们才出来。根据当地老百姓回忆，司号长叫罗金党，腿折了，不能走了，然后我父亲和他的一个营长叫侯德奎，他们两个人脱下了军装，两个皮包，两条驳壳枪，一支枪里还剩下两发子弹，那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打死要逮我的人，给自己留1发，还有包里面的几十块银元，都留在了老百姓家。当地老百姓给他们炒了几斤糯米，然后一人一条扁担，一副索子，就是绳子，扮成挑夫的模样，去找红军了。”
“这是当地那家老百姓的回忆，当地的县志留下的文字记载也是这样。罗金党伤好了之后就去找红军，一路走走走，走到了广西的南丹县，实在是找不到了，就留在了南丹县，他有个手艺是编筐，篾匠，80年代的时候，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了我父亲的名字，哎呀，团长还活着呢，一封信写过来，那个时候已经有政策了，每位老红军每月有100块钱左右的抚恤金，我父亲看了信以后说，我知道这个人，这是我的司号长。”
有些伤痛犹如嵌于体内的弹片，平时看不出来，阴雨天便钻心蚀骨。用文字的手术刀揭开结痂的伤口，试图将那被体液锈蚀的弹片取出，却发现它早已和肉体融为一体，所以，疼痛便是灵魂的痛了。
（二）三湾子弟

一个人的河流源于心，流向灵魂深处……

结识毛泽东

“父亲是1922年在安源参加的革命。爷爷是湖北老家农村的铁匠，清末民初的时候大工业开始了，爷爷到了安源，在修理厂当上了一名锻工，也就是打铁。由于手艺好，慢慢就当上了车间主任。在1914年年底，1915年年初的时候，爷爷利用过年放假的时间，就把全家都带去安源了。父亲到了安源之后，就在安源路矿工人子弟学校读书。这个学校是德国式教育背景，而且对路矿工人子弟是免费式教育，也就是说，除了生活费，其他都是免费的，因此父亲才有机会在那里接受了7年的正规‘德式’教育。1922年开始搞工人运动了，父亲就不上学了，要进工厂当学徒。当时把爷爷气的，说‘这么好的学习机会，你怎么就不知道珍惜啊’。父亲辍学后，就参加了工人运动，在修理厂也当了锻工。所以在我父亲的履历上‘有何特长’一栏，填的是‘打铁’。”
韩伟将军1922年参加了安源工人运动，在工人俱乐部当宣传员。1924年在安源入了团，被分配的任务是每月两次往来于安源和长沙。长沙有一个文化书社，文化书社是当时的湘区党委开办的，是专门办的对外的一个秘密联络机构。韩伟名义上是每半个月去文化书社为俱乐部借一次书，还一次书，实际上是交通员。韩伟将军就是这个时候认识了毛泽东。
“父亲的任务就是往返于长沙和安源，做交通员。那个时候认识了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担任过文化书社的经理。有一次，父亲去长沙的时候，兜里钱被偷了，没钱买吃的，就饿着肚子到了长沙，结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点低血糖，在文化书社门前晕倒了，正好那天主席在，就给他吃了些米粑，也叫锅巴，可以当饼干吃，然后就缓过来了。所以毛泽东就记住这么个人了，叫韩伟，那个时候的名字叫韩勋琴，所以后来主席老叫他‘琴伢子’。”

叶挺独立团

1925年，军阀开始镇压工人运动，安源的工人俱乐部也垮台了。“父亲为了寻找党组织，一路从安源到长沙又到武汉，顺江而下，又到上海，最后到了广州。到广州之后，找到了当年安源工人运动时认识的刘春生，他当时在两广区委工作。听他介绍说黄埔军校正在招收第4期的插班生。因为当时上海的五卅运动，四川的工人运动等，很多地区的工人运动都被军阀镇压了，许多有文化有志向的青年并没有选择在家门口待下去，而都跑到大革命的中心广州来了，周恩来同志意识到这个问题，就在这些青年骨干中选了一批有文化的青年人报考黄埔军校。”
大家都知道，黄埔军校要求很严格，没有毕业证，就没有报考资格，像韩伟将军他们这批人，大多是没有毕业证的，但是有一定的文化。周恩来同志利用他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说动了校董事会，同意让一批人笔试，笔试通过了就可以进黄埔军校。据分析说大约百来人，最后只录取了20多个。“在黄埔军校第4期第2次招生的时候，父亲作为插班生入了黄埔。后来我到台湾查了黄埔军校的相关记载，才明白原来黄埔4期前前后后一共招了7次生，本应是1925年9月份开学的，一直到1926年的2月份才正式开学。是因为当时已经在酝酿北伐了，需要大量的基层骨干，迟迟不开学就是在一批一批地招生。我父亲是1925年9月份到广州，10月份才进入黄埔。那个时候黄埔军校有入伍生团，就是说进入了黄埔这个门，但是并没有正式开课，而是先进入伍生团开始接受培训。1925年底，周恩来同志与国民党革命军第4军，就是李济深将军兼任军长的那个军谈好了，在他的12师组建一个由共产党员指挥的团，初时叫34团，后来叫第4军独立团，团长是叶挺同志。这时黄埔4期还没有开学，于是共产党的两广区委和周恩来同志就把我父亲那一批的20多人编入叶挺独立团，成立了教导队。教导队就是为了培养班长、预期排长等基层干部。被编入教导队之后就随着叶挺独立团一路北伐，到达武昌城。打下武昌城后，独立团分成了3支，一支是24师，一支是25师，一支是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父亲到了24师新兵营营部当见习排长，以见习排长的身份做书记官，24师新兵营没能赶上随24师参加南昌起义。”
24师走了，新兵营正好碰到了卢德明同志领导的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警卫团正好从武昌到南昌，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结果没赶上，在黄石港下船，和黄埔六期陈伯钧他们那个教导团的一小部分以及24师新兵营这些人合在一起，重新编组了警卫团，24师新兵营编为警卫团第3营，因为警卫团离开武昌的时候留了一个营继续在那里执行警卫任务，只带了两个营出来，这个时候新兵营编入了这个团，然后这个团就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成了秋收起义里面唯一的一支正规部队。“到了文家市会合的时候，那个时候父亲已经当排长了。在秋收起义之前，3营9连第1排的排长本来是杨立三，杨立三同志受命到师部去当参谋了，他调走了，1排长的位置空了，父亲就从营部的书记官到1排来当排长，参加了秋收起义，秋收起义部队被打散了，最后都到文家市去会合。”
韩伟将军从黄埔军校进入叶挺独立团，参加北伐战争和秋收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到文家市会合时重新见到了毛泽东。“父亲一到那里就看见毛委员了，这一晃已经两、三年没有见过毛主席了。”
七百分之一

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毛泽东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领导了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标志着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思想的开始形成。
海内外人士对“三湾改编”很重视，最早见著于报端和书刊的当数台湾和香港，他们早在50年代和60年代，就将毛泽东在三湾的演讲比作孔子在阙里的讲学，将聚集在大榕树下的700名革命将士叫作毛泽东的“三湾子弟”。“三湾子弟”是革命的燎原之火，是建立人民军队的基础，至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之时，在22年的征战中，毛泽东依靠他的“三湾子弟”带出了数百万的人民军队，而七百子弟却在疆场上死的死，伤的伤，幸存下来的屈指可数，韩伟将军便是这“三湾子弟”的七百分之一。
在三湾改编之后，韩伟要离开起义军指挥部，到驻扎在大湾的2连报到。临行，毛泽东送他一个笔记本，亲笔在扉页上写着：“坚持到底就是胜利”。韩伟怀揣笔记本，雄赳赳，气昂昂的出发了。
毛泽东的第一任警卫排长

1929年1月14日，红4军决定向赣南进军。2月1日夜，红4军夜宿在寻乌县项山圳下村时，遭到国民党军刘士毅部两个团的偷袭，红军仓促脱险后，决定组建前委混成大队，把前委和军部的人员都组织起来。任命谭震林当大队长兼政委，韩伟当副大队长兼警卫排长。
“井冈山时期，父亲一直在2连，红4军离开井冈山往赣南闽西走的时候，在寻乌被国民党包围，前委在离军部比较近的31团的保护下撤退。撤退之后发现前委里面人员太散，马夫、勤务兵、挑夫、伙夫、通信员、警卫员……就决定成立前委混成大队，由谭震林同志担任前委混成大队的队长，谭震林同志推荐父亲担任副大队长兼警卫排排长，一致通过。1929年初，我军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支警卫分队就这么诞生了。”
“有一次清华国防生搞活动邀请我去参加，期间主持人问我说，‘韩伟将军能当毛主席朱老总的第一任警卫排长，那么武功是不是很厉害啊？’我说‘武功怎么样我不知道，反正我记事以后，也就是60年代以后，他担任的是北京军区军事体育委员会的主任，我们家里就有单双杠，他玩单双杠特别利索，我都上不去，他行。’那个时候父亲大约60来岁；等到我儿子都挺大的时候，他还教我儿子练习引体向上，正手的引体向上对我来说非常吃力，下颚要过那个杠子，很费劲。我儿子就学我这么练，每天要练多少下，上不去的话，我在下面就拿个小棍打着，结果有一天父亲看见了，说，‘晓晓（韩伟将军的孙子，作者注），过来，爷爷给你做示范动作。’上去，‘咵’，一下拉到胸前，‘咵’，松开一只手，一只手单臂悬垂在那，嘴里还说，‘晓晓，看到没有，需要这个样子。’”韩京京讲到这里，大笑，像是又回到了从前和父亲相处的幸福时光。“那年父亲整80岁了。具体功夫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从年轻时候的行伍生活锻炼出来的体魄就是这么个劲。”
韩伟将军在主席身边担任警卫排长的时候，跟主席建立了特别深厚的友谊，很多年之后，主席脑子里总有韩伟这个名字，总惦记着他。
井冈山的同志们

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还存放着一张有毛泽东题词“井冈山的同志们”的照片，韩京京说：“这张照片我从小在我们家看见过。父亲去世以后，我整理东西，看见照片，发现上面的人基本上都已经去世了，萧克伯伯还活着，我就拿着照片去找萧克伯伯，他告诉我说，是在延安拍的这张照片，那天开完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前线很多人回来参加会议，人相对比较多，突然来了几个人，不知道谁喊了一声，说，‘井冈山的，过来照张相’，就把大家拢到一块合了张影。”
“我问萧克伯伯照相这事是不是主席事先安排好的，萧克伯伯说他也不太清楚。但是我估计是主席有意安排的。因为父亲那个时候正在抗大学习呢，他不是代表，也不是中央的主要领导，能把他从抗大叫到桥儿沟，这中间好大一段距离呢，我想一定是有准备的。照相的地点正对着一个教堂，左手边有一堵墙，就在那堵墙边，这一批人照了张相。这一批人里面不知道是哪一位非常认真的说了一句，‘我不是井冈山的’，大家就说‘来嘛来嘛一起照’，就这么一起照了，一共是28个人，其中有一个没参加过井冈山斗争。”

珍贵的礼物

韩伟将军跳崖没死，被老百姓救了；但是转身就被曾经的“战友”——叛徒张荣华出卖了，继而被捕入狱。后因日本侵略，国共合作才被释放回到延安。
“有一次，毛主席到抗大演讲，看到父亲在下面听课，课后就把他叫到跟前来，说韩伟你到了延安为什么不来看我，父亲说‘怕你工作太忙’，主席说‘不是怕我工作忙’，然后指着自己的脑袋说，‘你恐怕这里出问题了，你坐监狱了，回来以后觉得没脸见人了，你这是有思想负担了，没关系，要丢掉包袱，迎接新的战斗’。毕业了，抗大准备让父亲留下来当教员，因为他在红军教导队的时候就当教员，当过好多次指挥员、教员，有经验，但是父亲不愿意干，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希望用血与火来洗刷他坐监的耻辱，当时想的可能是我要立功，我得打仗。他就写封信给主席要求上前线，主席看了之后觉得不错，把他叫去，说‘聂荣臻同志带领115师的独立团要挺进晋察冀，你就到那里去，那里正需要干部，但是有一个条件，到那里先不许带兵，先教一期学员，把学员教好了，培养好种子了你才能带兵’。就这么着，我父亲就到了晋察冀。然后就在‘晋察冀’这个地方就没动过了，呆到去世。”
1944年11月，召开七大，韩伟被推选为“七大”代表，再一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拿出一个自己用过的皮挎包，深情地说：“韩伟，在井冈山你就喜欢我的包包（挎包），那时候我们穷啊，装文件的东西就只那一个。如今好多了，这个包包送给你，奖励你打鬼子有功。同时也还了红4军下山时，我答应你，有了条件，一定送你一个包包的愿嘛。”韩伟的心情当时如何激动，不得而知，只知道他请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夫人马如冰千针万线，用旧军装为挎包做了件衣服，严严实实包住，珍藏起来，并与夫人相约，绝不将此时张扬，炫耀自己。韩伟对挎包十分珍爱，行军时带在身边，睡觉时放在枕边。见物如见人，好像毛主席就在身边，指引他克服困难，战胜敌人。
提起开国大典，人们不会忘记天安门广场上的大阅兵，当时负责步兵师训练的韩伟激动得浸出了泪花。韩伟参加过两次大阅兵，第一次是他率队参加的1931年在瑞金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成立的阅兵仪式；第二次是他指挥训练的部队参加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阅兵仪式。“因为有第一次阅兵仪式的经验，在筹备开国大典阅兵仪式的时候，毛主席、周恩来等领袖就想起父亲了。”
在文革期间，因坐过国民党监狱这事，韩伟将军也受到了免职审查，后因毛主席干预此事才还了韩伟将军的清白。“父亲经常读书、练习毛笔字。文革的时候，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就在家抄写毛主席语录、著作、条例等，一笔一划，现在没人这么写了。毛主席诗词抄写的更多，平均每个月抄一遍。”
我们记者看到那一摞摞整齐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无不动容。那字一笔一划，写得像字帖一样，或许韩伟将军把对毛主席这位革命导师的深情厚谊都嵌入这些字帖中了吧！
弹花五朵

伤疤是对历史最好的祭奠。有些伤疤能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抚平，可有些伤疤却固执的不肯消退，执意让人们不能忽视它们的存在，不能忘记它们存在的理由。
“父亲的伤疤，我看得见的有五处。第一处在小腿上，迎面骨边上，很长的一个大刀疤，北伐的时候和敌人拼刺刀，被人家刺的，夏天穿短裤能够看得见；第二块是在手腕上，有一个大深坑，像子弹一样椭圆形的坑，还长了几根小毛。这个伤口的来历是1930年3月25日，父亲率领红4军2纵队4支队攻打信丰县城，他当突击队长，正打着的时候，‘忽’的一颗子弹击中了右手手臂，桡骨骨折，并伤着神经，当即右手失去知觉，血流不止。在被送到闽西四都红军医院的过程中，又下起了大雨，伤口淋了雨水受了感染，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说必须截肢，我父亲急得左手掏出腰间的盒子枪，冲医生喊，‘谁敢锯我的手，我就枪毙谁！’死也不让锯手臂，就采取保守治疗的方法，但是感染了的伤口一直化脓，就是不合口，为了长新肉，每次长出一些肉芽就拔掉，但是拔掉又化脓，痛苦得不行。后来却因祸得福，在这期间收获了美好的爱情和婚姻。医院里面的一个护士叫程容秀，看着父亲总是强忍着痛苦不让锯手，被他这份坚强给打动了，主动说，‘我想当你的堂客（妻子）’。后来傅连暲（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大夫带人到四都医院视察指导工作的时候，看到韩伟的伤，留下半瓶当时称得上最好的外科药品——‘碘酒’。谁知用这个竟然治好了伤口。第三块伤疤是在右眼眶下面，那个地方是塌陷的，戴眼镜看不出来，不戴眼镜照的照片上那个地方是塌陷的，因为里面骨头是碎的。父亲77岁那年，眼睛有点发炎，就去301医院看病，做完检查之后，发现眼眶下坍塌的地方还有一个小米粒大小的子弹残留碎片，年轻的时候，没什么事，年纪大了，抵抗力差了，就发炎了，最后做了个小手术给取出来了。这个伤疤的来历是1931年，在福建闽西攻打小池的时候，一颗子弹从他的左耳朵前一指处打进，右眼眶下半指宽处钻出，贯穿头部。当时以为死了呢，因为当时红军枪械短缺，有丢人不丢枪的情况，所以警卫员去卸他身上的枪的时候，他用脚踢了警卫员，警卫员一看，发现他还清醒着呢，脚还会动，激动地喊，‘团长还活着呢，团长还活着呢，赶紧抬走’。这发子弹影响特别大，脑血管什么的都受到了伤害，四五十岁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眩晕，坐着坐着一站起来，‘哐当’就一头栽到地上，其实是由脑血管畸形造成的大脑供血不足。第4个伤口是在肩膀上，像子弹花一样的一块。第五个是腰间，像是刀口也有点不太像，具体是因为什么受伤的不太清楚，父亲没有说过，我们也不知道。像肩膀上和腰上的伤口只有脱了衣服才能看得见。”
韩伟将军去世的时候，军事博物馆的馆长袁伟将军写的挽联有一句是“弹花五朵犹显铁军雄风健”。这永不消退的五朵弹花或许是纪念将军戎马一生最好的参照物了。韩京京说：“能看得见的就这五处伤痕，或许还有更多，尤其是一些小伤，随着时间的流逝都愈合消失了。”
“弹花五朵”是一个祭坛。流过祭坛的阳光和风充满庄严，一切与弹花有关的事物都涂满了圣洁和神秘的色彩。“弹花五朵”是凤凰涅槃的火焰，它放射出眩目的光芒，照耀天空和大地。
啊！我听到“弹花五朵”在歌唱。
（三）魂归闽西

有梦的人俯着千年风骨，必有一颗超凡脱俗的心。信仰是一个又一个的远方。

遗嘱

“当年，父亲应邀将回忆文章写成了，只记得收到文章已被录用的通知那天是建军节，在全家每年一度的聚餐时，父亲突然冒出了一句话：‘我死了以后把骨灰放到闽西去。’我们一下子都愣了，这哪跟哪啊，说‘你怎么回事啊，挺吉利的日子你说什么死啊？’那年他80岁，就留下来这么一句话，我们当时都没把这事放在心上，慌忙支吾过去了。到了1992年，父亲去世的时候，最后脑子还清醒，又跟我们说了一遍，‘我死了之后把我骨灰放到闽西去。’”
他惦念的闽西啊，他一生放不下的闽西子弟啊，生不能相伴，死却想相守，守着那片家园，守着那片用万千闽西子弟的生命为代价换取来的幸福家园。
“在编写全军战术条例的时候，他去过福州好多次，但就是没有回过闽西。我当时还想福州到龙岩也没多远啊，你叫个吉普车一下就到了，为什么不去呢。后来我渐渐明白，他可能是有点不堪回首。他在闽西人家都叫他‘扩红团长’，你想他扩红扩到什么程度，你说什么什么司令不知道，但你说‘扩红团长’都知道。他在闽西当分区司令的时候，就是负责征兵的，到处扩红，扩了那么多的红军。后来我查看资料：闽西籍将军有60多位呢，大多数都听说过名字。最典型的就是北京军区的吴岱将军，吴将军退休了之后，和父亲聊天，说，‘韩司令，你可是我的大救星啊，你到我们那里扩红，就把我给扩出去了，要不然就没我了，没我现在这个样子了，成了共和国的将军。’”
是啊！擦拭着热泪长流的湘江，镰刀斧头已经长出阳光。一条历史的红飘带，铁流般的浩荡会师，终于把春天掰开。
湘江战役之于长征来说，使红军成功地突破了敌人的第4道封锁线，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实行逃跑主义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同时也为红军的历史迎来了新的转折点，但对于韩伟将军及湘江战役的幸存者来说，想起并肩作战的战友血肉横飞倒在自己身边，却是一个永远都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魂归

那满地的纷花芬芳而浩大地出场，风吹得愈远，它的灵魂飞得愈高。一棵树的繁华落幕，何以完成生命的又一次轮回？
“1992年，父亲去世了。我和爱人张微微遵照他的遗愿将骨灰送回到他带领几千闽西子弟长征的出发地——闽西龙岩。途径福州，我捧着父亲的骨灰盒走下飞机时，就看到了当时还健在的‘闽西两老’魏金水和伍洪祥以及诸多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伯伯、叔叔来接父亲了。我心想这就是战友情啊，看到这场景我的眼泪‘唰’一下就下来了。”
“骨灰安放的那天下着小雨，当我来到闽西革命公墓时，我又一次吃惊了！下着小雨，上百位老人聚集在骨灰堂外的台阶上。我心想不就安放个骨灰嘛，像八宝山那样，有一个骨灰堂，往里面一搁不就完了，还搞了那么一个仪式，那么多人。当时地委邱副书记陪着我，我说，‘你们地委组织了这么大规模啊？’他说，‘不是我们组织的，就是你们昨天来了，这消息不知道怎么就传开了，扩红团长回来了，来的全是些老人，他们是来给韩老这个扩红团长送行的。’当时我的眼泪就止都止不住。”
韩京京哽咽地说：“我想，他带着几千闽西子弟们去长征，一个都没回来，全死在湘江边上了，他就把自己的骨灰放回到战友们的家乡，告慰战友们的父老来了，所以他的骨灰就这么放在闽西了。之后我们年年去扫墓，随着扫墓，我对父亲的事情了解的越来越多。”
“有一次我陪父亲去看望时任民政部长的程子华伯伯。民政部一位主管优抚工作的司长也如约来到，谈话开门见山：‘韩老，您要求给红34师6000官兵追认烈士，可是按规定……’爸爸拍着桌子站了起来：‘34师只剩了我一个团以上干部，我上哪儿去找证明人……！？’”
是啊，红34师那6000闽西子弟兵在哪里呢？他们的师长在哪里呢？
二十多年来韩京京追寻着父亲的足迹和思绪，从文家市到三湾，从井冈山到龙岩再到湘江畔，查阅了许多史料，慢慢解读着湘江战役，慢慢感受着父亲的战斗战友情。
尾声

沧桑渗出血红的悲伤，历史的激情，期待着的召唤，是另一种意义的抵达。
“2009年，湘江战役过去75周年的日子，我遵照父亲的遗愿在湘江畔为红34师牺牲的6000将士立了一块‘无字碑’。碑面上，我几经反复，始终想不到适当的言词来祭奠他们，最后只好在基座上刻下了：‘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为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主力红军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红34师六千闽西红军将士永垂不朽。’”
“很长一个时期总是有人说，湘江战役是一场败仗，红34师全军覆灭了，成了文学创作的‘禁区’。有些人片面地解读历史，说国民党军有意放红军西去，甚至有些人在以‘讲故事’的形式编造历史！这些说法是史实吗？我说，不！我近乎完整地找回了那段历史，这段历史是苦难的，但她的结局是辉煌的，尽管又经历了近十年的探索，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才终于将全党统一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道路上来。”
“我为红34师六千将士立了碑，为陈树湘烈士塑了像，我追寻先辈的足迹走到了潇、湘水边……。陈树湘大爹爹（我们全家，我爱人和儿子，已经决定这样称呼他了）英灵九泉之下应安息了吧？陈树湘、程翠林、蔡中、王光道、苏达清、彭竹峰、梅林……六千没有子嗣的红军将士该安息了吧？我想，我就是你们的儿子，我们就是你们的后代，我们还要把你们的信仰，把你们‘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精神传给下一代。”
惟有多情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
永远的湘江，永远的丰碑。“在党和军队遭受‘左’倾教条主义和逃跑主义错误战略指导的情况下，中央红军仍以自己英勇顽强的血战，抗击了数万追敌，突破了20万重兵布防的“第4道封锁线”。彻底打破了蒋介石欲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的战略企图。”
永远的湘江，永远的丰碑。“数万红军将士在湘江战役中用鲜血和生命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失败和破产，以悲壮的代价直接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湘江战役，是长征走向胜利的起点。”
永远的湘江，永远的丰碑。六千闽西红军将士在天崩地裂中，像擎天柱一样撑起朗朗乾坤，用坚强信念支撑生命之脊。是他们用自己的铮铮铁骨撑起了中华民族的今天，是他们用自己的血肉筑成路基，为子孙后代铺就一条通向明天的路。
永远的湘江，永远的丰碑。六千闽西红军将士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今天的生活铺就道路。在他们眼里，没有功名，没有利禄，有的只是对普罗大众的悲悯和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念。他们像纯净的水，洗涤世间一切肮脏；他们像高山上的雪莲，经受过万苦千难却依旧能傲然挺立！
永远的湘江，永远的丰碑。六千闽西红军将士没有留下名字，但留下了精神。生命已逝，精神永存。如今，一代又一代都在缅怀六千闽西红军将士，代代相传讲述六千闽西红军将士的故事，六千闽西红军将士的革命精神传承千古！

编辑|王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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