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衡与故宫峨眉办事处：

保护文物不懈于内，忘身于外

文|朱仲祥

公元1924年9月，北京城里发生了一件震惊海内外的大事件——冯玉祥将军把象征封建专制政权的逊位皇帝溥仪及满清的皇子皇孙赶出了紫禁城，昔日百官来朝的皇宫顿成一座空城……

第二年，北平“故宫博物院”宣布成立。

文物专家马衡先生，自故宫博物院成立之日起，就与故宫文物打着交道，为故宫文物服务了27年。这27年中，最让他难以忘怀的，还是抗战时期这些国宝级文物南迁四川乐山、峨眉等地的历程。

临危受命　任重道远

马衡，字均维，清末留法学生，曾任北大外语系法语教授。1933年夏天，马衡先生代理故宫博物院院长，次年实授院长。上任伊始，他就在忙乎着故宫部分文物南迁南京的事情。1936年7月，南京朝天宫保存库工程完工。第二年1月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马院长雄心勃勃，准备修葺大成殿、崇圣殿，辟为陈列室，编制藏品目录，增添灯光照明等等。但这些事情都还没有来得及做，“七七”事变爆发了。为形势所迫，故宫博物院的南迁文物便奉命向西南后方疏散，或称为“国宝西迁”。于是，地处川西南的峨眉山，有幸成为这批文物其中一部分的藏身之地。

南迁文物的西迁，渗透了马衡的所有心血。用马衡自己的话讲：“本院西迁以来，对于文物安危原无时不在慎微戒惧、悉心维护之中。诚以此仅存劫后之文物，俱为吾国五千年先民贻留之珍品、历史之渊源，秘籍艺事，莫不尽粹于是。故未止视为方物珍异而已矣。”

这批文物的西迁，是分三批进行的。第一批80箱，1937年由那志良带队，从南京经汉口始迁长沙，后又转移至贵阳、安顺，1944年2月迁到四川巴县。因为开始是向南转移的，故称“南线”。第二批9331箱，包括古物陈列馆、颐和园等处文物的精华，租一艘英国火轮去汉口，然后经汉口、宜昌、重庆、宜宾，于1939年9月运抵四川乐山安谷镇。这批文物因是沿长江而上到重庆的，所以称为“中路”。第三批文物7288箱，分三批运往宝鸡，后又经汉中、成都，1939年5月全部运到四川峨眉山下。由于这批文物是从南京向北，经陇海路转运到陕北的，所以称为“北路”。

为了押运这批文物顺利到达目的地，故宫文物几路分运人手很紧，马衡院长把自己的儿子马彦祥临时雇用来承当此项任务，一路上他都在为儿子捏着一把汗。

北路文物走陆路，从南京出发到达郑州时，恰遇日本飞机轰炸。运送文物的列车正停在郑州火车站内，负责押运的马彦祥前往站里办理相关手续。人刚刚进入车站调度室，火车站上空就响起了敌机的轰鸣声。顷刻火车站成为一片火海。所幸空袭时文物列车被铁路工人推到了距站台一公里处，躲过了轰炸。之后列车继续西行，经西安、宝鸡，未找到合适的场所。改用卡车运送，冒雪翻越险峻的秦岭，到汉中暂存。到汉中后，又遇到敌机轰炸汉中机场，他们惊出了一头冷汗。望着硝烟尚未散尽的汉中机场，都为文物的安全悬着一颗心。

作为故宫博物院驻重庆总办事处负责人的马衡院长，每批文物的存放地他都要亲自考察。第二批运往重庆的文物尚未完全到达，行政院就根据日机频繁袭击重庆、成都两市的情况，命令限期把运往重庆和正运往成都的文物迁出成都和重庆，另觅储藏地点。马院长即与押运来渝的博物院的同仁们，到重庆以西各县寻找贮藏地点。他们一路风尘溯长江而上，最后将文物疏散到距乐山城区20里的安谷乡，择定大佛寺和六姓宗祠为储藏地。

第三批文物从陕西宝鸡出发，为避免遭到空袭，保证故宫文物安全，马衡院长又马不停蹄地赶到成都，选定东门内大慈寺为仓库，把汉中运来的文物迁到此处。后根据行政院把文物迁出成都的命令，马院长又亲自沿岷江而下，来到峨眉县境内。在考察了峨眉山脚一带的地形地貌等综合情况后，他认为，这里有峨眉山作为屏障，敌机低空轰炸的可能性小；日本人信奉佛教，炸寺庙的可能性也不大；这里距乐山储藏地点较近，彼此在工作上也好联系。基于此，他对峨眉这个地方基本感到满意，决定把文物存放在县城西门外武庙和东门外大佛殿等处。和寺里的僧人一商量，不想他们满口同意。住持说：“小庙能为抗战作点贡献，这是我们的荣幸。”见僧人们深明大义，马院长十分欣慰。

后殷志强撰写《台湾省的故宫博物院》一文，回忆这段艰难曲折的经历：

“……重庆以上的水运诸多不顺。有时水位太低，大船只得搁浅，将东西卸下后装到平底木船上，靠纤夫逆水拽行。后来连平底木船也寸步难行。在与重庆和成都鼎足的宜宾，不得不卸下9369个箱子，堆放数日。此间看守无一日安宁。待那志良展转找到他们，数千辆马车在泥泞中辗转蹉跎，兵荒马乱，一路颠簸，终于到达……”

历时一年半的奔波劳碌，北路文物才运抵峨眉山。文物运来后，又再次清点、登记、安放，进行防潮、防水处理。待这些做完后，“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处”随即在大佛殿外挂牌，随文物来峨眉的故宫博物院的人员，终于可以面对苍翠的峨眉山，长长地舒一口气了。

保管维护　敬小慎微

对这批文物的保管，工作人员一刻也不敢松懈，马衡院长更是时刻小心谨慎，以求万无一失。他讲：“本院战时业务，首在保持文物之完整，举凡库防戒备、皮藏保管、翻检整理诸端，经逐年规划，时加改善，已臻周密，无虞散失。对于工作之进度，尤无时不在讲求效绩。盖自‘七七事变’以后，本院留用人员仅及战前之半，而事务之繁杂转重于昔，已非通力合作人尽其用，无以尽其事功。故一般从业人员负担工作已颇繁重，绝鲜冗散不力之病。”

这批故宫文物中，除陶瓷金铜玉器外，大多数为字画卷轴，霉变虫蛀尤其堪忧，加上峨眉山小气候，空气闷热湿润，这种情况就难免出现。一遇晴朗天气，他们就请来当地民工，在工作人员的带领和守卫官兵的警戒下，不断小心翼翼地翻晒、装箱，装箱、翻晒……还要防止可恶老鼠的昼夜骚扰。当时的峨眉，鼠患特别厉害。老鼠成群结队的从房顶或地板上游走，很少避人。办事处的人员一到这里就和老鼠们打上了交道。木箱被老鼠啃烂了又补，补好了又啃烂，周而复始。

当时社会动荡，流氓地痞、兵匪恶霸横行。为此，还要注意保密，严防走漏风声，防止让当地的土匪袍哥等更大的两只脚的“老鼠”知道了，前来打这国宝的主意。他们对外只讲是国家重要的抗战物资，见有军队把守，老百姓也惧之三分，很多人并不知道底细。

有一天，来了几个自称是日本民俗考察队的“学者”，来到峨眉山下一带鬼鬼祟祟地转悠，在农村东打听，西打听，似乎闻着了什么气味。有老百姓前来报告这个情况，立即引起了办事处人员的高度重视，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军队加强了戒备，连长亲自巡查。最后办事处和当地政府联系，采取巧妙的手段，连哄带吓将那拨人赶出了峨眉。

此后的8月9日，故宫峨眉办事处里，那志良带领民工正在翻晒文物，突然听到乐山方向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同时蹿起熊熊的火光。他推测，这有可能是日本人飞机轰炸发出的声音，果然不久后就证实了这个推测。此时，他的心忽地悬了起来，不禁为故宫文物的安全担心发愁。他想，不知乐山的文物被炸没有，峨眉山的文物会不会被敌人发现遭遇不测……1941年8月23日，日本人又出动7驾飞机，轰炸距峨眉山咫尺之遥的苏稽镇。那里并非战略要地，又没有军事物质存放。敌机的这次轰炸非常离奇。

1943年春，马衡院长和秘书常惠来乐山、峨眉山两个办事处检查工作。他听了乐山大轰炸的情况，特别是对苏稽镇的轰炸，也为文物的安全担忧起来。但表面上他显得很从容镇静，劝慰大家不要担心。工作检查中，他发现了一些问题，提出一些技术性整改措施。

除了关心文物，马衡院长对工作人员也十分关心。他知道大家远离北平，远离家小，在这天遥地远的地方苦守着文物，十分辛苦，经常到乐山、峨眉看望大家，稳定军心。见办事处人手紧张，他还索性把自己身边的秘书常惠留下来帮助工作。此外，他还抽时间到峨眉山上去拜访一些高僧，顺便向他们请教一些寺庙里文物的保管方法。

在峨眉工作的那志良，因薪水不能及时领到，到了往家里寄生活费的时候却无钱可寄。想到家里人等待钱用的焦急心情，他心里非常难受。一气之下，便给在重庆的马衡院长写信，要求调回北平。马衡院长及时给他回了信，说这里的工作很重要，专业人员缺，无论如何不能走。马衡院长信中告诉那志良，他已写信回北平了，叫故宫总务处长张庭济把他家里的东西尽量出售，尽可能变成现钱，悉数给那志良家里，叫那先生放心工作，安心做事。那志良读信后很受感动：“院长都这样对我了，我怎么好执意回去。”

谨终如始　完璧归赵

抗战胜利后，马衡院长领导的故宫博物院奉命复原，组织西迁文物“东归”。正如当初精心策划把文物运往西南一样，马院长又忙于筹办这些文物出川回家的事宜。没有了战火硝烟，较之西迁，相对就从容多了。

1946年1月，峨眉山上的杜鹃花尚未吐绿，白雪依旧闪着银光。抗战胜利了，故宫办事处的人员已在等待着回北平的消息，因为这是预料中的事情。他们终于等来了马衡传达的行政院的命令，全部文物集中到重庆，再图东归。马衡又专门从重庆沿水路来到宜宾和乐山、峨眉等四川的三个办事处，就撤离的具体安排作布置，要求在装箱和运输的过程中不能有遗失和损坏。

峨眉办事处的同仁正式听说要回北平了，可以在家过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团圆年了，无不为之激动和向往。他们同峨眉城里的人们一样欣喜，却又要警惕着庆祝的鞭炮掉进大佛寺里，安排守卫连派人在附近不停地巡逻，劝说人们远离这里燃放烟花爆竹。

在这胜利之际他们也丝毫不敢马虎，按照分工对文物逐一清点、登记造册、签字画押，然后请来民工，指挥着装箱，装车。在一个静悄悄的没有峨眉山月的夜晚，他们人和文物分乘数辆卡车，在守卫连的武装押运下，摇摇晃晃地向乐山进发。几十里被森林簇拥的乡村路，竟然走了几个小时。

来到乐山三江会合处的码头，又有人负责将文物从车上搬到早已停靠在水边的船上……虽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但文物的搬来搬去，仍让故宫人员操了不少心。

当运载文物的船离开乐山码头时，故宫文物这才真正踏上了东归之路。此时，他们回望相伴了6年的峨眉山，已融入浓浓的夜色之中。那志良有感而发，不由吟出郭沫若的诗句来：“隐约云痕峨岭暗，沉浮天际沫江流。两三渔火疑星落，千百帆樯戴月收。”

这些四川三地储藏的故宫文物分头集中在重庆后，到1947年年底全部运回了南京。中途遇到很多地段损坏、桥梁被毁，加上汽车失修等困难，原准备取道四川、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公路直达南京，但现在车到南昌后不得不改为水路，从南昌转道九江用船装运，在九江又等了24天才租到船只。从峨眉、乐山到南京已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

郭沫若后来对马衡院长在抗战中保护故宫文物的功绩，有一段恰当的评述：“马衡先生同时还是一位有力的文物保护者。中国古代文物，不仅多因他而得到阐明，也多因他而得到保护。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期间，马衡先生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故宫所藏文物，即蒙多方运往西南地区保存。即以秦刻石鼓十具而论，其装运之艰难是可以想见的。但马先生从不以此自矜功伐。”

编辑|王晓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