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伯元政治事迹考略
来源： 未知 发布时间：2015-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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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翔宇
摘要：广东汕头市澄海区的唐伯元是晚明著名的儒学家和理学家，其在治政和治学上都颇有建树。后人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艺和学术方面。本文从政治的角度，对唐伯元生平从政的重大事件进行考究，彰显唐伯元耿直清节、勤政爱民的形象以及对晚明吏治的贡献。
关键词：明代 唐伯元 吏治
万历二年（1574）到万历二十五年（1597）间，明朝后期的官场和学界因一人而风云激荡，此人就是“岭海士大夫仪表”[1]的唐伯元（嘉靖二十年至万历二十六年）。唐伯元出生于广东澄海县，字仁卿，号曙台，是明代晚期著名的官员和儒者，著有文集，名《醉经楼集》。
唐伯元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学术上，以反对王阳明从祀孔庙和向朝廷进呈《石经大学》二事闻名。而在治政方面更是展现出其出众的才能，回顾唐伯元的政治生涯，政绩突出，深受百姓拥护爱戴。本文主要选取唐伯元生平几大重大政治事迹进行考略，涉及其早期担任地方县令、在京参与选取宫人、参与制定掣签法等。
一、唐伯元政治生涯简介
万历二年（1574年），唐伯元考中进士，同年出任江西万年县令，开始仕途生涯。万历三年（1575年），任吉州泰和知县。出仕地方官员，就取得不菲的政绩，“六年之内，得荐九次，咨访二次，考绩治行独最，记录卓异”[2]。继而于万历八年（1580年）调任南京户部主事，值得称赞的是，升职离任之后，万年和泰和两县均为唐伯元盖生祠予以肯定。万历十二年（1584年），上《争从祀疏》、《进石经疏》反对王守仁从祀孔庙，被批“诋先儒”，被贬到海州任判官。万历十三年（1585年），调回南京任礼部制司主事。次年告假回籍。万历十七年（1590年）返京复职，次年参与为太子选取宫人，上《论选宫人疏》。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改补尚宝司司丞，不久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在任期间，协助吏部尚书孙丕扬制定和推行掣签法。晚年多次上书万历皇帝建言，可惜明神宗不理睬，失望之极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辞官回乡，次年卒于潮州，享年五十八岁。
二、为令清廉，勤政爱民
在唐伯元的著作《醉经楼集》中，有《为令四说》一文，这是唐伯元担任地方知县后，
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的为官格言：
信当路易，信同官难。信巨室易，信小民难。民乎民乎，果能视如傷，保如子，然而巨室不慕者，未之有也，是谓信有获上之道。任宦者，当以权要为冰山，以士民为泰山。然而不可媚下，不可亢上，各有以处之。君子正已以先人，视贤而融众，行有不得，惟在反己。自上官，而乡贵，而过客，而细民，一一则望于我，岂能使之无怨。我无怨焉可也，我濂己爱人，尽分而已矣，其实分未易尽。钱粮词讼，最是难清；火号罚赎，最是易染。难清者勿厌细心，自就条理。易染者必令分明，人人共见。
初任万年，当地殷实人家便纷纷送礼，巴结官员，为己图利。唐伯元巧妙“收礼”，召集当地大亨，当面提出将礼单折成银两，所得银两直接用于兴修县城内的水利工程，灌溉数万顷。笼络了人心又为民办实事，一举两得，得到当地百姓的赞许。之后唐伯元秉公执法，侦破多起百姓的冤假错案，整顿官官相护的不良风气,被百姓称颂“唐青天”。还召集众官员进行训诫，并提出《吏治四则》。任泰和知县期间，剿贼寇八百，开凿护城河，筑石矶，治水患，建社仓，修复古迹，倡办学堂，编修县志，为泰和百姓福祉做了大量的实事。政绩卓越，功垂两邑，不久升任京官。万年和泰和两县百姓均为其立生祠[3]。
当代政府所强调的廉政爱民理念与唐伯元《为令四说》的理念一脉相承。“当以权要为冰山，以士民为泰山”，当代党和政府“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正是对其的继承，为官者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为官之道”，把自己摆在“人民公仆”“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儿子”位置上，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而没有做官当老爷的权利。在新时期，倡导廉洁奉公、勤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依旧可以借鉴唐伯元为政的思想。
三、上《论选宫人疏》，醒怠政之君
《官人疏》是唐伯元在万历年间奉命选宫女期间所上呈的奏疏。在这份奏疏中，唐伯元借选宫女一事，以极其委婉的语气请求明神宗以身作则、洁身自好，对“端大本”起到一定的作用。
万历年间，明神宗迟迟不能确定太子且不喜群臣催促，直至万历十八年十月群臣联合上疏，以辞官相威胁才让明神宗不得已承诺万历十九年冬立储。唐伯元回京复职，从礼部主客司主事改为仪制司主事，万历十九年正月，奉命为十岁的皇太子选宫女，“以第一义乃为皇太子册立届期也”。
虽然明朝有比较规范的选秀制度，但是民女皆逃之避之。这是因为明朝的宫人大多数是伺候的婢女，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禁止宫外之人为宫人传递书信或者其他物品，所以基本上就是永远被禁锢在皇宫之内不得再与外界有联系，还可能一个不小心因为违规丢了性命。万历《常熟县志》记载该县百姓因听到“朝廷命内臣选人宫女子于各省”的消息，引起一场婚嫁高潮，以至“各务苟合，无复人道”。在松江等地，还出现“有垂髻即笋者，有乳臭为夫者”[4]，甚至连寡妇也因害怕进宫而草草再婚。所以不少女子都是污毁自己的样貌以求不被选中，唐伯元第一次选宫人是“故虽有九百之多，而中选者不能十之一”。
唐伯元第二次奉旨选宫人，选中的是“以颜仪端庄，神思幽静，望之知其案顺温良，庶几诗人所谓窈窕淑女者为主，而不敢求必于全色”。更为众人吃惊的是，在奏疏中，唐伯元引用宋代程颐任讲官时“建言太子方幼，宜选宫人年四十以上者侍左右，所以远纷华，养德性，葢老成宫人，素闲礼法，素知谨畏，惟以保护为重，而不敢以逢迎为悦者也”的言论，大谈皇子应该近德不近色的道理。再引用明孝宗当太子时，宦官覃吉每天以经文和天下利病开导之的先例，建议选几个像覃吉那样的人在太子身边教导。又引用明太祖训谕太子的话：“吾平居无优伶挚近之狎，无酣歌夜饮之娱。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宠幸之昵，言无偏听，政无阿私。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故与尔等言之，使知持身之道。”以及明世宗（即嘉靖皇帝）“本惟敬天勤民是务，只缘多病，过求长生，郊庙之祀不亲，朝讲之仪久废。既违成宪，亦负初心，每一追思，惟增愧赧”的遗诏。[5]
唐伯元可谓煞费苦心，选拔有才华、温婉的四十岁以上的宫人陪伴皇子而不是年轻貌美的少女，既是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也是保护皇子的身体。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借机提醒神宗莫要沉溺女色，保重身体，做好皇帝该做的事，不可怠政，为皇子做个榜样。
唐伯元的这份奏疏针对的就是明朝皇帝因为纵情声色、迷恋长生等而荒废朝政而致使寿命不长，不少官员都为唐伯元捏一把汗，所幸明神宗承认“庙享屡遣代行，朝讲久废”，并有所反思，所以对继位问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四、掣签选官，严明公正
唐伯元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时，为确保选拔官员的公正而和孙丕扬一起制定了掣签选官法。也就是将全国分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大地域，在竹签上写着任职地名，让经过考核、有资格参加候选的官员自己抽掣，按签委任。至于因为地僻职位少，或者有起复原官、调动职务的情况，造成人浮于缺，则借相邻近的地域来通融。
当时官场的风气很不好，尤其在选拔官员这一方面。官场中的“潜规则”、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如同宗同族的“族谊”、同省同县的“乡谊”、数辈相交的“世谊”、夫妇双方远近亲属结成的“姻谊”、同榜同科的“年谊”等等，无不影响着考评与选拔的进行。到了万历中期，这种种关系已经发展到使整个文官集团分为若干派系，互相援引或者互相攻讦的地步。
因此在当时制定掣签选官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实施掣签法，请托者再不能依仗权势来左右吏部的选拔工作。尽管有人批评这种方法不能“辨才任官”，带有听天由命、“碰运气”的倾向，大多数应选官员却盛赞吏部的新办法公正无私。平心而论，在以人际关系为本位的中国宗法制社会，要完全避开各种请托和营私舞弊几乎不可能。既然如此，退而求其次，把暗箱操作改为相对的公开透明，掣签选官也不失为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由于可行有效，直到清代仍在延用。
五、岭南士大夫，后人瞻仰纪念
唐伯元是明朝时潮州唯一名载《明史·儒林传》者，《儒林传》称其“清苦淡泊，人所不堪，甘之自如。为岭海士大夫仪表”，乃潮州一代名贤。在澄海地区，当地人称唐伯元为“唐吏部”、“吏部公”、“唐伯公”。
“萧萧芦荻边，载酒趁斜阳。醉来疑作梦，把舵过潇湘。” 晚年唐伯元已对政治产生厌恶，遂辞官回乡，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冬，唐伯元寂寂离开了人世，终年58岁。潮州人民哀惜、缅怀先贤。万历四十五年，潮州府在太平街为唐伯元建“理学儒宗”坊。澄海县府在衙前街（今称县前街）敕建“春官大夫坊”，在其梓里筑“麒麟亭”纪念唐伯元。唐伯元后人则在其出生地仙门里建唐伯元纪念馆，吴南生先生赐墨宝，题馆名。近年唐伯元一生功业搬上屏幕，潮语电视剧《铨曹冰鉴唐伯元》再现了他无愧的人生。
参考文献：
[1] 张廷玉等，《明史·儒林传》， “清苦淡泊，人所不堪，甘之自如，为岭海士大夫仪表。”卷282。
[2] 唐彬，《乞赐易名疏》，《醉经楼集·奏疏附刻》。
[3] 立生祠。古代信仰民俗，为活着的人建立祠庙，而加以奉祀。唐伯元因有德政于民，因而民为之立生祠，以颂其功德。
[4] 朱子彦.明代的采选制度与宫人命运[J].史林,2003,03:86-89+124。
[5] 潮州日报：唐伯元上《宫人疏》，促万历引咎自责.陈贤武。
摘要：广东汕头市澄海区的唐伯元是晚明著名的儒学家和理学家，其在治政和治学上都颇有建树。后人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艺和学术方面。本文从政治的角度，对唐伯元生平从政的重大事件进行考究，彰显唐伯元耿直清节、勤政爱民的形象以及对晚明吏治的贡献。
关键词：明代 唐伯元 吏治
万历二年（1574）到万历二十五年（1597）间，明朝后期的官场和学界因一人而风云激荡，此人就是“岭海士大夫仪表”[1]的唐伯元（嘉靖二十年至万历二十六年）。唐伯元出生于广东澄海县，字仁卿，号曙台，是明代晚期著名的官员和儒者，著有文集，名《醉经楼集》。
唐伯元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学术上，以反对王阳明从祀孔庙和向朝廷进呈《石经大学》二事闻名。而在治政方面更是展现出其出众的才能，回顾唐伯元的政治生涯，政绩突出，深受百姓拥护爱戴。本文主要选取唐伯元生平几大重大政治事迹进行考略，涉及其早期担任地方县令、在京参与选取宫人、参与制定掣签法等。
一、唐伯元政治生涯简介
万历二年（1574年），唐伯元考中进士，同年出任江西万年县令，开始仕途生涯。万历三年（1575年），任吉州泰和知县。出仕地方官员，就取得不菲的政绩，“六年之内，得荐九次，咨访二次，考绩治行独最，记录卓异”[2]。继而于万历八年（1580年）调任南京户部主事，值得称赞的是，升职离任之后，万年和泰和两县均为唐伯元盖生祠予以肯定。万历十二年（1584年），上《争从祀疏》、《进石经疏》反对王守仁从祀孔庙，被批“诋先儒”，被贬到海州任判官。万历十三年（1585年），调回南京任礼部制司主事。次年告假回籍。万历十七年（1590年）返京复职，次年参与为太子选取宫人，上《论选宫人疏》。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改补尚宝司司丞，不久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在任期间，协助吏部尚书孙丕扬制定和推行掣签法。晚年多次上书万历皇帝建言，可惜明神宗不理睬，失望之极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辞官回乡，次年卒于潮州，享年五十八岁。
二、为令清廉，勤政爱民
在唐伯元的著作《醉经楼集》中，有《为令四说》一文，这是唐伯元担任地方知县后，
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的为官格言：
信当路易，信同官难。信巨室易，信小民难。民乎民乎，果能视如傷，保如子，然而巨室不慕者，未之有也，是谓信有获上之道。任宦者，当以权要为冰山，以士民为泰山。然而不可媚下，不可亢上，各有以处之。君子正已以先人，视贤而融众，行有不得，惟在反己。自上官，而乡贵，而过客，而细民，一一则望于我，岂能使之无怨。我无怨焉可也，我濂己爱人，尽分而已矣，其实分未易尽。钱粮词讼，最是难清；火号罚赎，最是易染。难清者勿厌细心，自就条理。易染者必令分明，人人共见。
初任万年，当地殷实人家便纷纷送礼，巴结官员，为己图利。唐伯元巧妙“收礼”，召集当地大亨，当面提出将礼单折成银两，所得银两直接用于兴修县城内的水利工程，灌溉数万顷。笼络了人心又为民办实事，一举两得，得到当地百姓的赞许。之后唐伯元秉公执法，侦破多起百姓的冤假错案，整顿官官相护的不良风气,被百姓称颂“唐青天”。还召集众官员进行训诫，并提出《吏治四则》。任泰和知县期间，剿贼寇八百，开凿护城河，筑石矶，治水患，建社仓，修复古迹，倡办学堂，编修县志，为泰和百姓福祉做了大量的实事。政绩卓越，功垂两邑，不久升任京官。万年和泰和两县百姓均为其立生祠[3]。
当代政府所强调的廉政爱民理念与唐伯元《为令四说》的理念一脉相承。“当以权要为冰山，以士民为泰山”，当代党和政府“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正是对其的继承，为官者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为官之道”，把自己摆在“人民公仆”“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儿子”位置上，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而没有做官当老爷的权利。在新时期，倡导廉洁奉公、勤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依旧可以借鉴唐伯元为政的思想。
三、上《论选宫人疏》，醒怠政之君
《官人疏》是唐伯元在万历年间奉命选宫女期间所上呈的奏疏。在这份奏疏中，唐伯元借选宫女一事，以极其委婉的语气请求明神宗以身作则、洁身自好，对“端大本”起到一定的作用。
万历年间，明神宗迟迟不能确定太子且不喜群臣催促，直至万历十八年十月群臣联合上疏，以辞官相威胁才让明神宗不得已承诺万历十九年冬立储。唐伯元回京复职，从礼部主客司主事改为仪制司主事，万历十九年正月，奉命为十岁的皇太子选宫女，“以第一义乃为皇太子册立届期也”。
虽然明朝有比较规范的选秀制度，但是民女皆逃之避之。这是因为明朝的宫人大多数是伺候的婢女，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禁止宫外之人为宫人传递书信或者其他物品，所以基本上就是永远被禁锢在皇宫之内不得再与外界有联系，还可能一个不小心因为违规丢了性命。万历《常熟县志》记载该县百姓因听到“朝廷命内臣选人宫女子于各省”的消息，引起一场婚嫁高潮，以至“各务苟合，无复人道”。在松江等地，还出现“有垂髻即笋者，有乳臭为夫者”[4]，甚至连寡妇也因害怕进宫而草草再婚。所以不少女子都是污毁自己的样貌以求不被选中，唐伯元第一次选宫人是“故虽有九百之多，而中选者不能十之一”。
唐伯元第二次奉旨选宫人，选中的是“以颜仪端庄，神思幽静，望之知其案顺温良，庶几诗人所谓窈窕淑女者为主，而不敢求必于全色”。更为众人吃惊的是，在奏疏中，唐伯元引用宋代程颐任讲官时“建言太子方幼，宜选宫人年四十以上者侍左右，所以远纷华，养德性，葢老成宫人，素闲礼法，素知谨畏，惟以保护为重，而不敢以逢迎为悦者也”的言论，大谈皇子应该近德不近色的道理。再引用明孝宗当太子时，宦官覃吉每天以经文和天下利病开导之的先例，建议选几个像覃吉那样的人在太子身边教导。又引用明太祖训谕太子的话：“吾平居无优伶挚近之狎，无酣歌夜饮之娱。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宠幸之昵，言无偏听，政无阿私。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故与尔等言之，使知持身之道。”以及明世宗（即嘉靖皇帝）“本惟敬天勤民是务，只缘多病，过求长生，郊庙之祀不亲，朝讲之仪久废。既违成宪，亦负初心，每一追思，惟增愧赧”的遗诏。[5]
唐伯元可谓煞费苦心，选拔有才华、温婉的四十岁以上的宫人陪伴皇子而不是年轻貌美的少女，既是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也是保护皇子的身体。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借机提醒神宗莫要沉溺女色，保重身体，做好皇帝该做的事，不可怠政，为皇子做个榜样。
唐伯元的这份奏疏针对的就是明朝皇帝因为纵情声色、迷恋长生等而荒废朝政而致使寿命不长，不少官员都为唐伯元捏一把汗，所幸明神宗承认“庙享屡遣代行，朝讲久废”，并有所反思，所以对继位问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四、掣签选官，严明公正
唐伯元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时，为确保选拔官员的公正而和孙丕扬一起制定了掣签选官法。也就是将全国分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大地域，在竹签上写着任职地名，让经过考核、有资格参加候选的官员自己抽掣，按签委任。至于因为地僻职位少，或者有起复原官、调动职务的情况，造成人浮于缺，则借相邻近的地域来通融。
当时官场的风气很不好，尤其在选拔官员这一方面。官场中的“潜规则”、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如同宗同族的“族谊”、同省同县的“乡谊”、数辈相交的“世谊”、夫妇双方远近亲属结成的“姻谊”、同榜同科的“年谊”等等，无不影响着考评与选拔的进行。到了万历中期，这种种关系已经发展到使整个文官集团分为若干派系，互相援引或者互相攻讦的地步。
因此在当时制定掣签选官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实施掣签法，请托者再不能依仗权势来左右吏部的选拔工作。尽管有人批评这种方法不能“辨才任官”，带有听天由命、“碰运气”的倾向，大多数应选官员却盛赞吏部的新办法公正无私。平心而论，在以人际关系为本位的中国宗法制社会，要完全避开各种请托和营私舞弊几乎不可能。既然如此，退而求其次，把暗箱操作改为相对的公开透明，掣签选官也不失为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由于可行有效，直到清代仍在延用。
五、岭南士大夫，后人瞻仰纪念
唐伯元是明朝时潮州唯一名载《明史·儒林传》者，《儒林传》称其“清苦淡泊，人所不堪，甘之自如。为岭海士大夫仪表”，乃潮州一代名贤。在澄海地区，当地人称唐伯元为“唐吏部”、“吏部公”、“唐伯公”。
“萧萧芦荻边，载酒趁斜阳。醉来疑作梦，把舵过潇湘。” 晚年唐伯元已对政治产生厌恶，遂辞官回乡，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冬，唐伯元寂寂离开了人世，终年58岁。潮州人民哀惜、缅怀先贤。万历四十五年，潮州府在太平街为唐伯元建“理学儒宗”坊。澄海县府在衙前街（今称县前街）敕建“春官大夫坊”，在其梓里筑“麒麟亭”纪念唐伯元。唐伯元后人则在其出生地仙门里建唐伯元纪念馆，吴南生先生赐墨宝，题馆名。近年唐伯元一生功业搬上屏幕，潮语电视剧《铨曹冰鉴唐伯元》再现了他无愧的人生。
参考文献：
[1] 张廷玉等，《明史·儒林传》， “清苦淡泊，人所不堪，甘之自如，为岭海士大夫仪表。”卷282。
[2] 唐彬，《乞赐易名疏》，《醉经楼集·奏疏附刻》。
[3] 立生祠。古代信仰民俗，为活着的人建立祠庙，而加以奉祀。唐伯元因有德政于民，因而民为之立生祠，以颂其功德。
[4] 朱子彦.明代的采选制度与宫人命运[J].史林,2003,03:86-89+124。
[5] 潮州日报：唐伯元上《宫人疏》，促万历引咎自责.陈贤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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