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举下第举子心态研究_中国文化与产业网

清代科举下第举子心态研究

来源：赤子杂志社发布时间：2015-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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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举制萌芽于南北朝，创制于隋，逐渐成熟于唐，完善于宋，行用至于明清。它的出现，是对特权制度的挑战，更是广得人才、安邦定业的重要手段。发展至清代，其制度日臻成熟，在恩荣及第者的同时又对下第者采取抚慰、安置、惩治等一系列措施，以起到稳定政局、广收人才、笼络士心的功效。尤其是雍正帝，执政虽只有短短十三年，但对科举、文教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与完善，作育英才，广增名额，更继续弘扬“清真雅正”的文风。对科举下第举子心态的把握与研究，有助于全面了解、认识清代的科举制度。
关键词：雍正朝；科举；下第举子；生存状态

一、清代科举概况及录取率

（一）清代科举概况

清代科举取士，“继承了明代的做法，以八股文为考试文体，并将科考分为三级：第一级是院试；第二级是乡试；第三级包括会试、复试和殿试。”[ 陈文新.士人心态话儒林[M].武昌：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院试由学道或学政主持，在府城或直隶州的治所举行。而在院试之前，又有两场预备考试。第一场为“州县试”，由知县或者知州主持，考中的称“童生”；第二场为“府试”，由知府或直隶知州主持；这两场考试没有名额限制，知县或知府一般总会让其通过，以便继续参加“院试”。院试只有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通过率，录取比例极小。通过院试后，考生就取得了生员的资格，成为下层绅士的一员—秀才。取中秀才就可以参加每三年一举行的乡试，地点在北京、南京以及各省的省城。乡试前的预试称科考，由学政主持，主要目的是确定哪些生员有资格参加考试。乡试的主考官称主考，有正主考和副主考，统一由皇帝选派，考试场所成为贡院，乡试录取的士子称为举人。最高一级的考试，便是会试、复试和殿试。会试由礼部主持，参加考试的是各省的举人。会试录取后一般不会被淘汰，被录取者称为贡士，再经过复试、殿试，才正式取得进士的称号。这就是清代科举的概况。

（二）清代会试录取率

明清两朝开科次数有限，取中的数额亦有限，但每次参加科举的人数却成千上万，故此士子常把科举比作“独木桥”，足见其得以取中的难度和几率的低微。明清时期的科举是按省区取中人数，其名额是相对固定的。《明史.选举二》记载：“宣德、正统间，分为南、北、中分卷，以百人为率，则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五年甲戌，会试，礼部奏请裁定，于是复从廷章言，分南、北、中卷：南卷，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北卷，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中卷，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也。”[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志选举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1697-1698页]清承明制，在行省分卷和取中额数上稍有变化，但按省取中多少的比例却大致相同，虽然会试仅限举人参加，历科举人虽可自由参加，但自然不会每次会试全都参加，总会有一部分人因为各种原因不来，“晚清一般是约七八千举人参加，取三百左右进士，约三十人得一”。[ 张仲礼.中国绅士.[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第123—124页.]尽管雍正朝广开恩科，破格提用，广增名额，广搜遗卷，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文人在科举中下第，而不得不扮演科举失意的角色。

二、会试下第的原因

除会试录取率极低的原因之外，会试下第仍有举子自身的主观原因和外部环境的客观原因。

（一）主、副考官的喜好与衡文能力

清代以八股文作为考试的文体，然而考试文风每一时代则略有不同。会试衡卷的考官对于举子所做试卷文风的喜好，直接影响着录取与黜落。雍正帝喜好“清、真、雅、正”，自然会使考官投其所好，对于那些不符合皇帝以及考官的文风喜好的浮夸试卷绝不姑息，誓必黜落不取。同时主、副考官之间的矛盾、误解，也是部分考生下第的直接原因。当然，还有一些黜落和考官的见识高低与衡文能力有关，尤其面对能开风气之先河的大才，考官一般更不容易辨识，其试卷往往容易遭到黜落。

（二）举子自身原因

虽然文风、考官的喜好与衡文能力以及极低的录取率，影响着参加科考的举子，但举子自身有无真是才学才是下第的最主要原因。“文有定评”是对科考下第者的安慰与鼓励，考生如若在考前不能苦读、不能发奋，则自然不能“文艺精进”，“窗下莫言命，场中莫论文”，纵然科考录取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但举子的努力专研的程度，还是决定是否取中的最重要原因。

三、下第者的处境与心态

（一）下第者的处境

自科举取士以来，士人对于及第者的钦羡以及及第后的心情，有大量的诗词描写，“战胜真才子，名高动世人”,“一枝仙桂两回春，始觉文章可致身，今日街头看御榜，大能荣耀苦心人”，“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望尽长安花”，这些都是举子及第者得意洋洋不能自已的情感抒发，荣耀祖先，恩及妻子，及第者的风光无限与此时下第者的悲痛的心情形成鲜明对比。清代小说《聊斋志异.王子安》描写了应试举子在等待放榜的期间，假设自己不及第时，“瞬息而骸骨已朽”的心情。而在放榜后一旦不及第，则内心的羞辱、悲痛、不平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下第者不仅要面对朝廷对及第者的优遇，及第者豪华铺张的游宴，还要面对世人对下第者的白眼冷落以及对其才学的否定。更难过痛苦的是无颜面对年迈的双亲，任劳任怨操持家务的娇妻，对自信心、自尊心的种种打击，下第者无疑会自我否定，甚至造成下第者无面目做人的极端的自卑心理。下第者还要面对的，是朋友中有人及第的现实。“几年辛苦与君同，得丧悲欢尽是空”，这种对友人的祝贺、钦羡以及自身下第的痛苦，是下第者内心十分的痛苦矛盾。

（二）下第者的心态

无论是达者还是穷者，他们都有自己的悲欢喜乐。江淮度寒食，京洛缝春衣，科举考试之中有少年高中春风得意者，但由于是选拔性考试，录取数远远低于应举数，所以更多的是终生不取者。
士人在科场上的命运受到偶然的因素捉弄，此类事虽然少见，但在表明士人不能把握个人的命运上，却具有典型意义。然而凡是赴举应试的士子，一般都自以为身为鸿鹄非燕雀，都怀着评文成名一展鸿图的夙愿。然而人数众多的赴举者与为数极少的录取名额之间的矛盾，是无从回避的现实。“龙门变化人皆望”是赴举者的共同愿望，也是吸引着他们寒窗苦读、风雨赶路、棘篱苦战的主要动力。然而能够龙门变化的幸运儿毕竟寥寥无几，绝大多数赴举者其实是白费心血。科举成败不仅关系举子个人的命运，并且关系到家庭的命运。家属亲友的殷切寄望，更是对举子的承重压力。然而对于进京赶考的举子来说，最沉重的心理压力无疑来自于娇妻，因为在男尊女卑的社会，妻子完全依附于丈夫，作为丈夫则承担着提高妻子社会地位并改善妻子生活条件的责任。希望妻子能以自己为骄傲，是士人追求及第的重要原因。但对于每个赴举者，及第的可能性甚小而不及第的可能性甚大，所以对于这些具有鸿鹄之志的赴举者，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故而心情十分复杂而沉重。而一旦下第，其内心痛苦的折磨是不言而喻的。

四、下第举子心态的影响

清代的小说继明小说之兴盛，继续成为一代文学的主流，其深层次的原因正是因为众多的下第举子。面对科场的失意，仕途坎坷不达，下第举子们纷纷转向于小说的创作，用寓言、神话、鬼狐、玄幻的故事情节来宣泄对科考下第的失落以及对现实世界的不满。譬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成为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高峰，其中充斥着对科举落第的悲痛、矛盾、复杂的心情。又如《野叟曝言》的作者夏敬渠，“他自幼好学，聪明多才，不仅精通经史，且涉猎诸子百家，但他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未能中举”。[ 韩进廉.无奈的追寻：清代文人心理透视[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第237页]于是他转向小说的创作，《野叟曝言》凡20卷154目，近百万言。虽然没有做官立功，但却以经学闻达世界。又如著述《儒林外史》另一位清代伟大小说家吴敬梓，在面对科场的不得之后，开始寻求蔑视功名富贵、注重自身精神价值的名士精神，“他们一方面不走科举做官的道路，也拒绝朝廷的征辟，即对科举、察举等形式采取拒绝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们将以自身的完美的道德境界担负起时代人文精神的栋梁。”[ 陈维昭.带血的挽歌—清代文人心态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168页]因此，整部《儒林外史》不仅蕴含了对科考下第的不满情绪，也标示了吴敬梓寻找真名士的文化意识的心路历程。

五、总结

科举制萌芽于南北朝，创制于隋，逐渐成熟于唐，完善于宋，行用至于明清。它的出现，是对特权制度的挑战。“其出现标志着贵族政治趋于终结和官僚政治趋于完善，中国古代文官制度至此逐渐成熟，它以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将孔子“学而优则仕”的尚贤主张变为现实，从而对中国古代士人的命运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王炎平.槐花黄，举子忙：科举与士林风气[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第2页]并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现实的可能，更让少数士人因为科举制而扬名吐气并施展抱负。但是极低的录取率、科考的种种不确定性、及第的荣耀与下第的痛苦，无不影响着举子们的心态。清代科考中的下第举子们，其读书生活以及心路历程的改变，对现今学子们依旧有很强的教育作用，关注于清代的下第举子心态，对高考政策的制定、对高考落榜生的抚慰，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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