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灵魂的人，也才干得好舞台和银幕上的事业”

来源：未知发布时间：2015-08-20

浏览次数： 8295

赵丹：赤子情怀 艺术人生

赵丹，原名赵凤翱，1915年6月27日诞生于扬州，祖籍山东省肥城市安临站镇贺庄村前贺庄。其父赵子超时任北洋军阀营长，母亲黄秀芝是当时出名的扬州美女。1916年，赵丹随父母迁居于南通。因父亲在南通开设影戏院，赵丹受家庭熏陶，少时便酷爱艺术。中学时代，其曾与好友顾而已、钱千里、朱今明等组织“小小剧社”，演出过一些进步话剧。毕业后，赵丹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国画，专攻山水。在此期间，他积极参与“左翼剧联”的活动，改名“赵丹”，深入工厂、市井、学校，演出抗日救亡剧目。1933年，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加入抗日救亡演剧三队，辗转各地宣传抗日，并与周恩来总理成为莫逆之交。“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深受“四人帮”迫害，几乎在舞台上消失，并因《武训传》饱受牵连。1980年10月10日，人民艺术家赵丹先生与世长辞。在他去世前两天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被人们称作“赵丹遗言”。

1936年，上海，赵丹、白杨主演《十字街头》
近五十载的艺术生涯
    由于从小便在父亲的“新新大戏院”中看戏，京剧的热情、节奏和表现力给了赵丹先生最初的表演教育。小时候，父亲带他吟诗作画，又教他学拳，美的感受力和健美体魄也因此形成。少年时期，他跟几个好友成立了南通市的“小小剧社”，师从郑君里，演出文明戏和进步戏剧。在国民党迫害下，他离开家乡去了上海，并进入上海美专攻水墨画，师从潘天寿。20年代，他没有成为一名画家，却进了明星公司，成为一个戏剧和电影两栖演员。
    1932年赵丹被明星影片公司著名导演李萍倩看中，在无声片《琵琶春怨》中扮演一纨绔子弟，成为明星影片公司的基本演员。从此，他的演艺生涯正式拉开序幕。他先后参加拍摄了《上海二十四小时》（1933）、《时代的女儿》（1933）、《三姐妹》（1934）、《到西北去》（1934）、《女儿经》（1934）、《空谷兰》（1934）、《乡愁》（1934）、《落花时节》（1935）、《热血忠魂》（1935）、《小玲子》（1936）、《清明时节》（1936）《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二十多部影片。由于热爱表演艺术，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加之形象好、极有表演天才，他很快成为引人注目的“明星”。1936到1937年间，赵丹先生主演的《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这两部优秀影片，被公认为是中国30年代电影的代表作，在世界电影史上也享有盛誉。在《十字街头》中，他扮演失业大学生老赵，刻画了这个天真、纯朴、热情并带有几分傻气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在《马路天使》里，赵丹先生在表演上有了新的突破，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从生活出发，塑造了心地善良、乐于助人、淳厚质朴、又爱自作聪明的吹鼓手小陈的形象，受到广泛赞许。这两部影片，奠定了他作为一位艺术大师的坚实基础。与此同时，他还活跃在舞台上，曾在世界名剧《娜拉》中饰演海尔茂、《大雷雨》中饰演吉洪、《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饰演罗密欧。在影、剧两个方面，均显露出他的艺术才华，成为一名引人注目的话剧演员和电影明星。
    抗日战争爆发后，赵丹加入抗日救亡演剧三队，辗转各地宣传抗日，并于1939年参加影片《中华儿女》的拍摄。1939年6月，他与徐韬、王为一等前往新疆开拓进步戏剧工作，后被反动军阀盛世才监禁，系狱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赵丹先生回到上海，主演了影片《遥远的爱》和《幸福狂想曲》，并导演了一部讽刺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下山摘桃”进行掠夺，标榜接收却实为“劫收”的影片《衣锦荣归》。

1937年，上海，赵丹、周璇主演《马路天使》
1948年后，赵丹先生在昆仑影业公司拍摄了《关不住的春光》、《丽人行》、《乌鸦与麻雀》等影片。他在《乌鸦与麻雀》中饰演的“小广播”肖老板最负盛名，他把这个生活在旧社会都市里的小市民典型，刻划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建国后，赵丹先生历任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影协和中国剧协常务理事，中国影协上海分会副主席等。1957年，赵丹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个人一等奖。

1949年至1950年，电影《乌鸦与麻雀》赵丹扮演小广播
其后，他先后主演了《为了和平》（1956）、《李时珍》（1956）、《海魂》（1957）、《林则徐》（1958）、《聂耳》（1959）、《烈火中永生》（1965）等影片，创造了李时珍、聂耳、林则徐、许云峰等熠熠生辉的银幕形象，代表了中国20世纪50—60年代的电影表演艺术水平。为了饰演好李时珍，赵丹先生付出了艰巨而创造性的劳动，他细致揣摩、准确把握李时珍各个时期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随着年龄的递增和环境的变迁。他把把角色青年时的稚真倔强、中年时的执著追求和进入老年后的敦厚深沉，表演得细致入微，形神毕肖。他饰演的林则徐，在表演上吸收了中国写意画中大落笔的手法，从人物形象的整体把握和规定情景出发，全局在胸、张弛有致，感情真挚浓烈，气势宏伟磅礴，创造了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反帝爱国的民族英雄形象。电影《烈火中永生》谱写了一曲缅怀、歌颂革命烈士的悲壮颂歌，也是他生前拍摄的最后一部影片。影片中他塑造的革命烈士许云峰，是一个坚毅沉着、正气凛然、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表现了共产党人坚不可摧的革命意志和视死如归的高风亮节。这些形象，都是镶嵌在社会主义电影银幕上的明珠，具有征服观众的力量，多少年来一直熠熠生辉。

1955年，上海，赵丹、白杨主演《为了和平》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赵丹先生被囚禁达5年之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有深受迫害的仁人志士得以平反，赵丹先生热情地为高等学府讲授表演艺术，并不顾重病缠身于1979年完成了《银幕形象创造》和《地狱之门》等著作。1980年10月10日，赵丹因患癌症在北京病逝，终年65岁。
    赵丹先生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其创作的大量书画作品受到中国书画界的珍视，《赵丹书画选》相继问世。赵丹先生1930年曾就读于上海美专，从师黄宾虹、潘天寿等中国画大师专中国画。后来，在他从事戏剧、电影表演艺术的同时，他也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花鸟画和书法作品。建国后，赵丹先生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代表作品有《白芍图》、《赤壁》等，并著有《地狱之门》和《银幕形象创造》；1980年11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赵丹书画遗作展览；
    在近半个世纪的艺术生涯中，赵丹先生孜孜以求，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不断探索中华民族的表演艺术体系。对于中国书画理论，他强调趣在法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创作意境，洒脱自如、形神兼备，具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2012年9月14日15时30分，在上海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指导下，由中国文化艺术基金会、刘海粟美术馆、杭州西湖文化艺术俱乐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主办，浙江省博物馆、上海老干部大学东方艺术院协办的“丹青熠彩——赵丹、赵青父女画展”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隆重开幕。这是赵丹的绘画作品第一次在中国公开展览。此次画展共展出赵丹、赵青父女的绘画力作七十多幅。在画展中，众多来观看展览的人民有幸欣赏到赵丹先生的代表作《白芍图》、《赤壁》等作品，以及赵青潜心创作的《伏羲女娲》、《丹顶鹤》、《晚霞》等50多幅油画作品。

与周恩来的莫逆情谊
    赵丹先生从小酷爱戏剧，田汉“南国社”及“摩登社”给予少年时期的他很大影响和启发。1937年“七七事变”后，赵丹先生立即参加了公演抗战名剧《保卫芦沟桥》，并投身于“抗日救亡演剧三队”。为此，年青的赵丹先生把不满周岁的爱女托付给岳母照顾，从上海出发沿着长江来到武汉，沿途巡回演出抗战戏剧，唤起民众。

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香山，赵丹和夏衍（右一）徐韬（左三）等一起倾听周恩来总理讲话。
    抗战初期的武汉，周恩来同志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在给抗敌救亡演剧队全体队员作动员报告期间，赵丹先生认识了周恩来同志，二人一见如故。赵丹先生接受了周恩来同志布置的任务，全力以赴地投入义演活动。从此，周恩来同志常对人们说“我和阿丹是老朋友了！”赵丹先生常对人们说，他一生最敬佩的是周恩来。抗敌救亡演剧队在周恩来同志和阳翰笙同志的领导下，辗转到达重庆。赵丹在重庆公演《全民总动员》、《上海屋檐下》、《阿Q正传》等话剧时，周恩来同志经常去观看赵丹先生的演出。
    1939年秋，满腔热情的赵丹先生与好友徐韬、王为一、朱今明等10人结队赴新疆开拓新剧工作。当时，新疆地区由盛世才统治。盛世才宣布“和平、建设、民主、民族平等、亲苏、团结”的六大政策，以进步的表象迷惑了一些人。周恩来在重庆了解到盛世才是“假革命、真投机”，听说赵丹等人已经出发前去新疆，连忙派阳翰笙同志、冯乃超同志等去把赵丹接回来。然而，冯乃超等人一直驱车追到嘉峪关，也没有来得及追回赵丹先生他们这支文艺队伍。在新疆期间，赵丹先生等人遭反动军阀盛世才迫害，于1940年5月被捕。此后，赵丹先生在“迪化监狱”被关押四年之久，形势万分险恶。在此期间，周恩来同志和阳翰笙同志多方设法营救他们出狱。赵丹先生等人九死一生从新疆回到重庆后，周恩来同志设宴给他们压惊。1945年春，赵丹先生重返舞台，导演了茅盾的话剧《清明前后》，受到热烈欢迎。抗战胜利，赵丹先生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上海。
    解放前夕，根据阳翰笙同志等地下工作者的策划，赵丹先生开始在昆仑电影公司主演历史巨片《武训传》（上下集）。解放初期，这部影片方才完成并公映。然而，由于当时政治导向的变化，《武训传》在政治上被彻底否定。1951年《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一场急风暴雨式的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在全国上下展开。赵丹先生主演的《武训传》和《我们夫妇之间》都受到极不公正的严厉批判。这以后，赵丹有整整四年不能拍电影。为了保护赵丹先生，时任总理的周恩来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屈原”的艺术活动为缘由，把赵丹从上海调到北京，主演了郭沫若的历史名剧《屈原》。
    有一年中秋节，周恩来、邓颖超特意请赵丹到中南海西华厅家里过节。在持螯对菊的酒桌上，赵丹先生对周恩来总理说：“你知道我是艺术家，不是弄臣！艺术家有良心，不会拍马屁；弄臣尽拍马屁，可没良心哪！”周恩来总理听罢大笑，说：“好！我最欣赏阿丹这豪放不羁的个性！”因此，周恩来总理觉得他在电影界最知心的老朋友之一就是赵丹先生。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一直到“文革”前夕），他们俩每年都要见面好几次，谈话推心置腹，真是莫逆之交。
    在文革前夕，赵丹先生曾向周恩来总理诉苦，说是上海的“棍子爷们”（指当时在上海主管党务、宣传工作的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等）老要整他：“抓住我一两句话无限上纲，揪辫子、打棍子、戴帽子，批得人人灰溜溜的真没劲！”周恩来鼓励赵丹：“不要害怕，有什么说什么！放心演好你的戏、拍好你的电影，这就是你最大的任务。我了解你。” 1961年周恩来主持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下了反动剥削阶级的帽子、加上“工人阶级一分子”的桂冠。这是赵丹先生最高兴的时刻。1962年在北京香山举行的全国电影讨论会上，为了一个艺术问题，赵丹竟然跟周恩来公开争论起来，争得面红耳赤，不肯相让。周恩来只好说：“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某人也是一家之言嘛，两种观点可以同时并存。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嘛！你赵丹完全可以不同意我周某人的看法，坚持你自己的看法。这是正常的。这是你作为艺术家的权利嘛！”
    从1954到1964年间，赵丹先生重新登上银幕，主演《为了和平》、《李时珍》、《海魂》、《林则徐》、《聂耳》、《青山恋》和《烈火中永生》等，达到了他一生表演艺术的高峰时期。这一切，跟周恩来总理的关怀、爱护是分不开的。

艺术追求的无尽遗憾
    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赵丹先生并没有立刻得到“彻底平反”。相反地，因为上海市有关部门中仍然有“四人帮”的残余分子掌权，赵丹先生还是不能重登舞台、重返银幕。1977底，赵丹专案组才宣布恢复他中共党员的组织生活，给赵丹做的政治“结论”，仍然带着一个“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尾巴。赵丹坚决保留自己的“不服”意见，没有在这个“结论”上签字。
    1977年迎新晚会在文化广场举行，赵丹和白杨复出，首次露面朗诵纪念周恩来的散文诗《中南海的灯光》，受到全场一万多群众的热烈欢迎。由此，赵丹产生了一个最大的愿望：要在银幕上扮演周恩来总理，让周恩来的艺术形象在电影中复活、永生。他还一心想自己导演、自己主演。赵丹看到一部反映北伐战争、南昌八一起义的历史剧本《八一风暴》，顿时心潮澎湃。后来，赵丹约了几位朋友，从上海到江西南昌、九江，攀庐山、访安源；又转向武汉三镇、登黄鹤楼；然后南下广东，探询黄埔军校旧址……为了改编电影剧本《八一风暴》，他不辞劳苦，付出无数心血。然而由于当时的上级领导机关未予批准，《八一风暴》没有拍成。

197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赵丹准备在电影《大河奔流》中扮演周恩来总理形象的定型照，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搬上银幕，赵丹为此抱憾终身。
在此不久，北京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大河奔流》，当时北影厂约定的导演是谢铁骊，主演是赵丹先生的老搭档张瑞芳。张瑞芳先生告诉赵丹先生：“阿丹！我们推荐你在《大河奔流》里扮演周恩来总理！这下子可让你过瘾了吧？”闻此，赵丹先生眉开眼笑，像个孩子一样蹦跳起来。不久，赵丹先生接到正式邀请书来了，郑重通知他在该片中扮演周恩来。赵丹看了李准执笔的电影剧本，研究、推敲后，皱着眉头说：“这个本子，还是帮派味儿不轻！有些地方装腔作势……要好好修改！”他反复考虑以后，又表示：“这毕竟是周恩来总理的艺术形象第一次上银幕啊！我要全心全意尽力而为，这是对周恩来总理最好的纪念呀！”在影片筹备期间，赵丹先生被邀请参加筹备工作。应邀住进招待所后，赵丹先生对女儿赵青说：“向你请假一个月，别来打扰我！”随后，他每天忙着仔细观摩周恩来生前的纪录片，认真研究文献资料，一言一笑一举一动都要琢磨周恩来的神态表情和心理活动。为了使得下巴变成像周恩来总理那样丰满宽厚，赵丹先生特地请牙科医生在内腮充填了软塑料。经过一系列精心设计和努力实践，拍出“试妆照”来，真跟周恩来一模一样！张瑞芳先生看了，兴奋得大叫大嚷：“周总理复活了！”
但是，正式拍电影的时候，却赵丹先生却被撤换了下来。赵丹对此勃然大怒，他跟黄宗英一起去找当时文化部的黄镇部长质问原因，但并未得到明确答复。后来一些小道消息传到赵丹先生耳朵里，某位将军认为：“赵丹太有名了，如果让他演周恩来总理，观众只认得赵丹，会影响影片的政治效果。”又听传说，某位官员认为：“赵丹历史上跟江青的关系究竟怎样，还没有彻底搞清楚，因此赵丹演周总理不合适。”赵丹先生闻听到这些流言蜚语后不再争辩，白天变得沉默寡言，夜晚却一个人蒙在被子里痛哭。之后，当他好不容易有机会出演《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时，晚期胰腺癌却夺去了他最后的时间，他的人生和演艺生涯也成为了一盘未完之棋。

1949年至1950年，上海昆仑影片公司，赵丹主演《武训传》
1979年10月，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艺术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从此，“不要横加干涉”一句，常常被广大文艺工作者传诵、引用，而且还举着它当作盾牌，抵御某些继续对他们施行横加干涉的做法。1980年9月，《人民日报》文艺版开展了“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赵丹先生的文章，就是作为这场讨论中的一篇。
此时，赵丹先生已经病入膏肓，医院的病房门口挂着牌子，“谢绝探望”。医生和家人一直瞒着赵丹，他得的是癌症。赵丹先生其实知晓自己的病情，只是从未揭穿大家善意的哄骗。1980年10月5日清晨四五点钟，赵丹先生忽然异常清醒，目光明亮，话语清晰，向妻子黄宗英先生交代身后事，并称“有要紧的话要对组织讲”。黄宗英意识到，这是回光返照。她并没有表现出惊异，只是抚着赵丹先生的手静静地听。在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胡乔木来探望时，黄宗英先生代替赵丹先生说了他最想表达的3个问题：1.党不要管得太具体；2.给领导者以艺术欣赏的自由；3.支持建立个人风格的创作集体。1980年10月8日，赵丹先生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五版头条发表。文章见报当天下午，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的袁鹰带着报纸去医院，赵丹病势垂危，正在抢救。黄宗英含泪告诉袁鹰，她上午告诉赵丹先生，文章发表了。闻此，赵丹先生眼珠动了一下。10月10日，人民艺术家赵丹先生与世长辞。黄宗英告诉人们：“赵丹说，他不要开追悼会，不要哀乐，要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德彪西……”这篇在赵丹去世前两天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被人们称作“赵丹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