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老红军曾志与她的井冈山子孙

来源: 赤子杂志社   发布时间:2015-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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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爱的悲壮的母亲

    浴着曙光,伫立此山。啊!最难忘记埋在内心深处的也最清晰,当黎明的曙光照进尘封的记忆,一扇门打开了……
    我看见了你赫然不屈的目光,柱着手杖穿风破雨击节高歌,将孤独的夜路敲响……
    曾志是一个爱的悲壮的母亲。为了革命事业,她的几个孩子都只能托付老乡抚养,没有享受过多少母爱… …
    曾志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井冈山,那时她只有17岁,战争环境的艰苦残酷,不允许她把孩子带在身边。孩子没满月,就送给了当地的一个石副连长的妻子抚养。孩子被抱走时,曾志忍不住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   
    “听老人们说,那是在1928年,奶奶上了井冈山以后受毛主席的派遣到王佐部队做组织思想工作。就在1928年的年底,在(现在)大井村毛泽东旧居的偏房生下了我的父亲。当时是难产,在那缺医少药的条件下,幸亏一个毛大嫂找了草药,让奶奶喝下去才将父亲生下来,当时我奶奶也确实很想将父亲留在身边,毕竟是第一个孩子嘛,但是由于战争的残酷她不可能,被逼无奈,将父亲送给了王佐部下一个姓石的副连长抚养,我父亲后来也随着姓石了。我父亲被送走的20天,受前委的派遣,我奶奶调到了小井红光医院工作,在医院工作期间的1929年1月12号上午,从茨坪传来了一张纸条,当时我奶奶打开纸条一看:“曾志同志,赶快把工作交代一下,吃晚饭前赶到茨坪,明天早上随部队出发!毛泽东。”到了茨坪后才知道:因为奶奶在井冈山做了七八个月的群众工作,当时红四军主力要向赣南闽西进军,需要大批会做群众工作的干部,所以就派我奶奶随红四军主力下山了。当时没有时间再见一眼孩子,将红光医院的工作做了简单的安排,第二天就随着红四军主力出发了。”(曾志的孙子石草龙语)
面对组织的突然调遣,作为母亲曾志同志多想见见自己刚出生的孩子,但是作为一名战士,她无条件的接受组织派遣,踏上征程。红四军主力撤离后不久,井冈山第三次反会剿失利,陷入一片白色恐怖。
    “当时父亲被石家爷爷、奶奶抱走,他们都是王佐部下,也不可能带着孩子,所以由老外婆带着父亲,不久石家爷爷、奶奶先后牺牲,外婆就这么一个女儿,成天以泪洗面,将父亲带到7岁时,外婆眼睛又瞎掉了,没有了生活能力,只好由父亲牵着她流浪讨饭,流浪讨饭了好几年,就这样一直熬到1949年8月15号,井冈山解放了,祖孙俩才重见光明。”(曾志的孙子石草龙语)
    成千上万个离别,如果是在一个爱和下一个爱之间,期待似乎并不是严酷的词?但以血滴播下血红的期冀,谁能理解?
    时隔24年,曾志就是凭着这样刻骨铭心的记忆,托到井冈山慰问老区群众的老战友找到了大儿子。他已长大成人,取名石来发。1952年,地方政府派专人把石来发送到广州,送到曾志的身边,曾志激动的抓着儿子的手,久久不肯松开。
    “听我爸爸讲,刚解放不久,1951年吧,党中央非常关心老区人民,组织了南方慰问团的同志上井冈山来慰问我们,奶奶也一直想找到自己的儿子,奶奶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就委托慰问团的同志帮她上山找这个小孩。慰问团上了井冈山,马上就找到我们当地的干部,一起找,后来就在我们老家大船村找到了父亲,那时他已经是24岁的小伙子了,经过核实,确认了身份,就马上跟在广州的奶奶取得了联系,就派专人将他送到广州去见奶奶。当时奶奶第一眼见到爸爸就说:“真不容易,现在都已经长成这么大的小伙子。”立马伸出手抓着爸爸的手,仔细看,看着看着泪水就下来了,她一哭,爸爸也就跟着哭了。”(曾志的孙子石草龙语)


 

你懂得感恩,懂得大道理,好啊!

    那座山,越往里走越感到山峰林立,越感到峡谷幽深。望着高高在上的大山,沿着静静流淌的河前行,一种虔诚、敬畏之情油然而生,那就是: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
    母子俩重逢等待了整整的24年,石来发终于见到自己的亲生母亲,可后来他为什么没有留在母亲身边,而是回到井冈山呢?
    石来发没读过书,不识字。曾志一边鼓励他上夜校、学文化,一边鼓励他要自食其力到工厂当工人。这个淳朴的山里长大的孩子却有些犹豫,他忘不了抚育他的石家,更忘不了养育他的那座山。他对曾志说,“妈妈,我也很想留在你的身边。但是,做人要讲良心,我要给石家继承香火。养父母牺牲的早,我是吃百家饭长大,井冈山人民对我有恩,我就留在井冈山吧。”曾志听了儿子的话,没有生气或是失落,她反而很高兴,连连称赞:“来发,你虽然没读过书,但是你懂得感恩,懂得大道理,好啊!” “你是井冈山人民在艰苦岁月养育成人的,你养父母一家为了你的成长,含辛茹苦,经历各种难关,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代价,前辈的革命遗志还需要你继承,井冈山的革命传统需要你们发扬光大。”这就是曾志初次见面送给亲生儿子的“厚礼”。石来发听了母亲感人肺腑的谆谆教导后,放弃在广州工作的机会,在井冈山上担任了几十年的护林员工作。
    为了报答井冈山老奶奶的养育之恩,石来发又回到了井冈山。文革期间,曾志同志被下放到粤北劳动,文革结束后她担任中组部副部长,又忙于协助胡耀邦同志拨乱反正,落实干部政策,一直到1983年曾志同志写了离休报告后,才有时间与井冈山一家人联系。
    “那是在1985年,奶奶打了封电报让我们去北京。当时我们家里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买几张火车票都是凑钱买的。南昌到北京要坐37个小时,本来火车整点到北京是深夜的12点多,可后来晚点了,凌晨三点多才到北京。奶奶的秘书和司机到火车站来接我们,到了万寿路家,奶奶的秘书推开家门,我们看到客厅里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当时奶奶已经70多岁了,这么晚了还一直在等我们。这时我父亲立马跑过去,握着奶奶的手说:“妈妈,我终于又见到你了,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和我哥哥站在旁边也不知道叫一声奶奶,只知道在一旁流泪。”(曾志的孙子石草龙语)
    祖孙三代第一次见面真是很不容易。这么多年没见面,这次见到奶奶大家都非常高兴。 
    “奶奶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了,但还是有一些活动,但她不管多忙都会回家里陪我们吃饭,陪我们聊天,有一次她陪我们去爬长城,虽然她年纪大了走得很吃力,气喘嘘嘘的,我对奶奶说,我们就不上去了吧,我们到这里看一看就好了,但还是坚持陪我们到了长城北烽火台,在那里我们一起照了张照片,这是我们和奶奶第一次合影。”(曾志的孙子石草龙语)


 

 不违背党的原则就是不背叛党

    信仰是一个人乃至一个政党生命的动力,在无影无形间,积聚着强大的力量。共产党人用前赴后继诠释了对信仰的坚定追随,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魄力?就是因为这个党不为私利,真正为了人民,为了中国的广大劳苦人民能够站起来,能够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曾志在回忆实录中写道:“我之所以幸存下来,不是什么‘福大’、‘命大’,而是靠马克思主义真理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靠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坚信三座大山一定能被推翻,坚信中国革命一定能胜利,坚信无产阶级革命、世界大同一定能成功。”
    曾志很爱这个儿子,更理解他成长的苦难经历,但是她却没有因为爱,而动用自己手中的权利。上个世纪80年代,石来发家里曾想请她解决商品粮户口,好给家里的孩子解决工作。
    “确实当时非常高兴,但也有不高兴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带去的那个愿望没有实现。我们当时去很大的愿望是想通过这次去见奶奶来改变一家人的命运,改变命运必须要解决商品粮户口,在当时那种计划经济的时代里什么东西都要凭票,票从何来,只有商品粮户口的人才有,我们都是农村的孩子,我们什么票都没有,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我哥哥鼓起勇气给奶奶提了唯一的一个要求,他说:‘奶奶,如果您可以给我们解决商品粮户口的问题就好了。’我当时想:奶奶和我们感情这么好,她肯定会很快地答应。可当时奶奶就连这句话都不肯对我说,更使我想象不到的是,她会用另外一种办法回答我,因为我们刚刚吃完晚饭,餐桌上的剩菜剩饭还没有收敛,我奶奶就用手拨了一下餐桌上的饭和菜,对我们说:‘你们看,我们今天晚上吃的这些饭这些菜,不都是你们农民种的吗?一个农民在农村,有饭吃,有衣穿该多好啊!你们何苦还去转什么商品粮户口呢?’听完奶奶的话,我脑袋‘轰’的一下一片空白,待回过神来的时候,我不知道该哭还是笑。
    我们开始也不理解,但我们也不放弃,春祥叔叔经常因工作去北京采访老同志,我们还托他和奶奶说情。”(曾志的孙子石草龙语)


 
    李春祥出生在井冈山下茅坪村,是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研究室原主任。当年石来发被留到井冈山后,白天外婆带石来发躲到山洞里,晚上再抱回来请李春祥的母亲喂奶,石来发和李春祥都是先后吃李春祥母亲的奶长大的,石来发和李春祥不是亲兄弟,更胜似亲兄弟。
    “就是90年的十月份,这次我去北京了,我是到她家里去拜访她。这次老人家给我答复了,她把身子挪过来,靠近我坐,弯着腰,很和蔼地跟我说,我当时一点也不紧张。‘我跟你讲啊,这个商品粮户口的事情,是国家政策有规定的,好严!每年国家拿出一定的指标来解决这个城镇户口,但是解决城镇户口还要有具体条件啊,不是说想解决就能解决的了。’她讲完以后停了一下又接着说:‘但是再说呢,解决商品粮户口这个事情,地方政府来办啊,地方政府到现在还没有给我们家里解决这个事,说明地方政府现在有困难,他们有困难的时候,我再出面,要他们解决这个户口的事,这不是给地方政府增加更大的困难了吗?你说这样好不好啊?’听完老人家的话后我真的理解她了。我60年代到90年代,先后有三十多年,采访那么多从井冈山出去的老同志,那一代的共产党,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一代人,他们把党的政策和策略当成自己的生命,他们把自己的亲情、家里的私利,和党的原则、政策之间,他们分得特别清楚。那一代人,是绝对不会因为自己的亲情而去违背党的政策,甚至带头去破坏党的政策,这就是他们党性原则所在吧。我也是个共产党员,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真对不起老人家,好后悔。真是很内疚,为什么啊?为了商品粮这样一个事,我给老人家出了好多难题,每一次去我就发现,老人家总是想说又不好说,说出来,不能解决,怕伤我们的心,伤家里人的心。那怎么办呢?只能支支吾吾把话题岔开,但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她必须讲清楚,给我说清楚了。她不是不爱这个家,但她是共产党员,在党旗下承诺了:牺牲个人,永不叛党。亲情是亲情,但党的原则她是绝对不能违背的,这就是那一代共产党吧,所以老人家这个形象在我心里是非常高大的。从那以后我就不好说了,我回来就和这一家子说:‘老人家有老人家的难处,不要为难她了。’这一家很通情达理,很老实地,哥哥石来发和我说了一段话:‘哦,为一个户口的事情让老人家犯错误就不好了,我不能让老人家犯错误啊。’从此再也不向老人家提户口的事。”(李春祥语)
    是啊,那一代人不违背党的原则就是不背叛党。那一代人,他们把党的政策和策略当成自己的生命,他们把自己的亲情、家里的私利,和党的原则、政策之间,他们分得特别清楚。那一代人,是绝对不会因为自己的亲情而去违背党的政策,甚至带头去破坏党的政策,这就是他们党性原则所在。这是一个老共产党人的境界;这是一个老红军的风范;这是共产党浴血奋战夺天下的秘诀。
    笔者曾想到“必然”两个字蕴藏的宿命和道法:公与私、天与地……天者,至高无上;地者,光,广袤无边。天地者,滋养万物,生生不息也。孔子说,“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道的就是这个理。把老百姓比作天,把老百姓比作地,就是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看作高于自己的亲情、家里的私利;把人们群众看作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这是共产党执政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倘若干部只知道骑在人民群众的头上当官做老爷,自私自利,作威作福,贪财享乐,结果只能重蹈国民党败亡复辄。历史经验表明:穿群众鞋、走群众路、说群众话、办群众事,真正依靠群众、服从群众、服务群众,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才能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与支持。
     “解决商品粮户口是有具体条件的,不是说我们想解决就解决得了的,我们可不能给地方政府增加困难!”(曾志语)
    这是老红军曾志给出的答案,也是我们要找的答案!
    直到2000年儿子石来发去世,依然是农村户口。
 

一个革命幸存者对自己战友的怀念之情

    一滴泪,从高处落下,最卑微的事物也充满了震撼的力量……
   1987年曾志又回到了井冈山。 
   “是的,1987年10月份,曾妈妈回井冈山来了,同她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位老妈妈,她叫彭儒,是中纪委的专职纪检员,两位老人都是从井冈山出去的,有一天我陪着两位老人到湘赣边界特委旧址去参观,到了那彭儒妈妈就想起了当年的事,她说当年我和陈正人同志就在这里结的婚,结婚没多久,我们就受派遣到永新县做党的群众工作,就在那一年我生下了第一个孩子,给他取名陈永生,生下孩子不久,就要上前线了,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将孩子托付给当地的农民秋谷子抚养,这样一走建国前就一直没有回来。建国后陈正人同志是我们江西省委第一书记,彭儒妈妈是总工会副主席,他们一到南昌报道就立马回到永新找这个小孩,彭儒妈妈说:‘直到这时我们才知道这个孩子长到六岁的时候就死掉了,没有了。’彭儒妈妈讲到这里非常难过,她拍拍曾妈妈的肩膀说:‘大姐,不管怎么样,你的第一个小孩至少还在,留下来了,而我那个小家伙就再也见不到了。’说着说着两位老人都哭了。我们当时在旁边也非常难过。(李春祥语)
    “过了两天一个下午,曾妈妈对我说:‘你安排一下,我要回小井去看一看。’她一说去小井我就知道了,因为她是小井医院的党总支书记啊,就因为主席的那张纸条她下山了,离开了她的战友,不到十五天,湘赣两省敌人18个团来会剿井冈山,结果一股敌人在坏分子带领下,绕小路窜到了小井村,发现那里还有130多位重伤病员来不及转移,他们拳打脚踢,将他们集中到那片稻田里,一把火把医院烧了,敌人要他们交代部队去向,谁说出来就放谁一条生路。可是没一个人站起来,丧心病狂的敌人架起机枪扫射,130位红军重伤病员全部牺牲,没有留下一个啊,年纪最小的李新华才14岁。当时群众没有办法只好利用晚上的时间将这130多位红军遗体,分三堆掩埋在这片稻田里。那天我陪曾妈妈到那里,她往前走了几步,抬头看见小井烈士之墓,就大喊一声:‘同志们,我回来了,我回来看你们啊。’说完之后眼泪就像下雨一样的,在哭啊。她腿站不住,马上就趴在烈士墓前痛哭。我怕她伤感过度,过去将她扶起来,我说:‘曾妈妈,到这里看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回去吧。’在回来的路上曾妈妈把头靠在椅子上,自言自语地说:‘啊呀!他们都不在了,一个都不在了。’说着说着还在哭啊。这就是一个革命幸存者对自己战友的怀念之情啊!(李春祥语) 
    她和她的战友是一样的,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后人。

 
 

她所奉献的远远超出一个女人
她有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

    个人的力量虽然是渺小的,但是,只要共产党人一言一行,一生一世,心甘情愿,言而有信地做下去,就能把事关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办大、办实、办好。
    这座山,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乡亲们生活得更幸福。

    “刚开始不是很理解,后来慢慢地理解奶奶了。在奶奶的心里,她的意思是现在党的政策这么好,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依靠自己劳动,清白做人,勤奋工作,以后肯定能过上好的生活。我们也是按奶奶的意思去做的,我现在在江西干部学院做一名保安,单位包吃包住,每个月拿一千多块钱,我觉得蛮好的。我的两个女儿都大学毕业,在外面打工,也有两千多的收入,生活过得很稳定,我想这也是奶奶希望看到的。特别是我哥哥的儿子,我侄子,他更有出息,他还是驻港部队的!”(石草龙语)
     “这里我补充一句,我孩子后来又跟着爷爷蔡协民,姓蔡。1997年 7月2号上午奶奶打了电话,很高兴地说:‘金龙你们昨天看电视没有。’我说,看了。‘你看到军儿没有,你知道那是什么部队吗?’ ‘不是驻港部队吗。’‘驻港部队还要你说,你知道吗?这是当年秋收起义的部队,31团,你爷爷所在的部队,你爷爷是那个团的党代表!好啊,我们后继有人了!’我当时感受到奶奶是很高兴,很欣慰的。后来不到一年,姑姑陶斯亮打电话来让我们去北京,我们给奶奶过了最后一个生日。过生日时姑姑陶斯亮当着奶奶和我们的面说:奶奶百年以后,你们就不要来北京了 ,在井冈山等奶奶吧。当我听到这句话时我心里说不出的一种滋味。这是我奶奶从病床上伸出手来拉着我的手,当我握住我奶奶手的这一刻,奶奶却给我留下了最后的两句话:‘金龙啊,我这一辈子没有给你留下任何值钱的东西,你能理解奶奶吗?’在那过后不久的一天,我奶奶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我姑姑在清理我奶奶的遗物时,发现在她办公室的抽屉里放着一个牛皮袋,里面有奶奶的遗嘱和87个信封。这是奶奶每个月的工资,她曾经和姑姑说:这是我每个月的工资,除了我生活各项开支后,剩余的那一部分请帮我转交给中组部老干局党组织,告诉他们我的每一笔钱都是清清楚楚的。”(石草龙语)
    没有为孩子留下任何遗产,她将自己剩下的工资也全部交给了党组织,那她究竟又给后人留下什么呢?
    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在家里设灵堂;在京外的如志修、曼华、春华,井冈山的来发、金龙都不要来奔丧;北京的任何战友都不要通知打搅;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火化;但千万不要声张,不要让其他的人知道,我想这样做才真正做到了节约,不铺张。人死了,自己什么也不知道,战友、亲属来悼念,对后人安慰也不大。
    骨灰埋在井冈山一棵树下当肥料,另一部分埋在白云山有手印的那块大石头下。埋下去,静悄悄地,绝不搞什么仪式。由陶斯亮把骨灰送到井冈山,事先,不要告诉来发、金龙和井冈山的党组织。死后三个月,由陶斯亮发个讣告,并在报纸上登一个消息,不要写简历生平。
    我唯一的要求是费了多年心血写成的回忆录,请女儿抓紧时间,尽量快些整理出来。我这几十年的历程,也可以反映出我国革命社会历史的一点侧面,不论是好是坏,总算留给后人一点史实。
    我上述所有的愿望,请女儿陶斯亮遵照我的遗愿,照办。
 
1992年7月20日于北戴河
 
 
    读着洒满凄美的最后遗言,脸颊的泪水禁不住地流淌着,每一片绿叶都捧着晶莹的目光。
    此刻,阳光普照。没有歌唱,只有沉默。
    这是普通的遗嘱吗?这是一位老革命家从心灵深处撞击的晚钟,对于后来人这是在聆听洪钟大吕那样的悲壮、博大、浑厚、热烈、精准。似梦的翅膀驾着钟声悠长的韵律,将后来人凝重而悲切的心,融进黎明辉煌灿烂的歌唱……
    她所奉献的远远超出一个女人,她有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
    1998年6月21日,曾志带着内心的安详和对生命的无愧离开了人世。按照她的遗愿她的骨灰分三个地方埋葬,一部分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那是她作为一个最坚贞的革命者,应有的尊荣。一部分埋在广州陶铸雕像的旁边,那是她作为妻子,没能和丈夫携手终老的补偿,还有一部分洒在了井冈山的一颗小树底下,人们都说,这是她作为母亲对儿孙最后的守护。
    在这棵小树前面有一块不大的石头,上面也只是非常简单地刻着十一个字“魂归井冈——红军老战士曾志”。

 
    飘落了的金色的韵,终于成了一个休止符。
    井冈山上苍翠的松柏、绚烂的杜鹃辉映着的英灵,捧着对党的一颗赤诚的心上路……
    一颗赤诚的心要去的地方,是那座山……
    是的,山路是曲折的、坎坷的,痛苦与困顿、迷茫与向往、希望与梦幻、来路与归途、历史与现实……啊!那座山,它革命!
    将目光遥向远方,那座山,将我们引向一个新的境界,那座山,使后来人的生命不断升向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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