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第一次保我父亲实在黎川事件时，前面提过，在此便不再赘言。

    毛泽东第二次保我父亲实在文革时期。文革初期，林彪派李作鹏来海军夺权，以我父亲不突出政治为名是“罗瑞卿分子”欲取而代之。时在文革期间红卫兵运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严肃对李作鹏等人说：“肖劲光是个老同志，你们老整他干什么？”一边说着一边拉着父亲两人照了一张合影，使林彪等人夺权阴谋未逞。 
    三保是在九大之后，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因九大时我父亲没投他们票被其查出，9·13 之后说父亲上了林彪的贼船。几次江青、张春桥向毛主席进言撤掉我父亲。主席甚为了解家父，说：“肖劲光是个老同志，他上什么贼船？肖劲光是终身海军司令，他在，海军司令不易人！”毛主席又一次将他们的阴谋识破。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父亲年轻的时候很英俊，也很上进，但是我的外公开始并没有相中这个小伙子。外公希望母亲过上安定的生活，而不是嫁给一个南征北战的军人。外公是著名教育家朱剑凡，他在清末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周南女校，也就是现在长沙周南中学的前身。做主张男女平等，支持北伐，思想先进，培养了大批巾帼英雄，如杨开慧、向警予、蔡畅、帅孟奇、丁玲、廖靖文等，备受毛泽东、徐特立等人的尊敬。听母亲讲，当年她家算是名门望族，家里还开了一个酒店，在湖南马日事变后用来掩护周恩来、邓颖超、蔡畅等人在酒店的楼上开会。
                                         

    母亲当年才貌出众母亲当年才貌出众，就读于著名的教会学校金陵女子大学，和孔祥熙的千金孔大小姐、孔二小姐并称为“三朵校花”。母亲不仅学习成绩拔尖，还精通英、俄、德三国语言。父亲奉命与其他党代表撤离国民军，在武汉时，经蔡畅介绍与我母亲相识。从未谈过恋爱的父亲却对母亲一见钟情，而且对她的追求异常坚定。母亲视其年轻有为，对革命见解很深，对答如流，视野宽阔，于是彼此相爱。

    听母亲讲，竟有一日，外公蹲在马桶上，而父亲就跪在他面前恳求，非要他同意把女儿嫁给自己。外公被感动了，当时就说：“那你答应我，一定要好好待她。”母亲的性格就如她的乳名“穆慈”一样，贤淑， 慈爱， 心肠特别好。 外公怕她受欺负，只提了这一个要求，就同意了婚事。
    举行婚礼时，李富春、蔡畅、邓颖超等送来大花篮。周恩来迟到自罚酒一杯并举杯庆贺。后来毛泽东对母亲说：“你父亲朱剑凡很有骨气，只可惜去世太早，否则新中国成立，教育部长非他莫属啊！”
    当时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在中国人心中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很快便出现了一股去俄国留学的热潮。父亲作为湖南进步青年的代表，被湖南的俄罗斯研究会送往莫斯科学习，父亲走后，母亲也前往苏联，成为东方大学的第一批中国学生。后来学成后，父亲和母亲化装回国。（因为任务压身，只得把一岁半的姐姐留在了苏联国立第一幼儿园，待他日领取，但解放后数次寻找皆无下落。这也是父母的终生遗憾。）

    父亲也是“文艺青年”
    我的艺术天分是父亲从小“熏”出来的。当时，每逢过节给工农兵表演节目，父亲就把我推到台上，我还穿着开裆裤，屁股冻得紫紫的，就会撅着嘴唱：“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逗的将士们哈哈大笑。我也成了活跃气氛的小演员。我父亲 18 岁便与同班同学任弼时一起投身革命。他们在中学时曾住上下铺，两个人家里都很穷，看到街上画像馆的木炭画可以卖钱，便利用暑假画炭笔肖像画，

贴补学费。父亲的艺术细胞就是在那时培养起来的。
    大革命时期，父亲曾与刘少奇同台演过话剧；父亲擅长洞箫与二胡，在长征路上就常常吹起“满江红”“苏武牧羊”、湖南民歌用以鼓舞士气。长春战役时常常拉二胡，同时备战，一直被传为美谈。他唱苏联歌曲唱得非常好。我上中学时，在大连，有一天我跟着父亲坐在阳台上，父亲给我唱《三套车》，他先用中文唱，问我会不会唱，我说会是会，但词记得不太清楚，父亲又用俄文唱了一次，我觉得父亲唱得比我还好。1951 年，中苏两国在大连举行关于收回旅顺口的谈判时，父亲在联欢会上演唱了一曲“喀秋莎”技惊四座。父亲很懂乐器，也支持子女学。哥哥肖策能上中学时，想学弹月琴，父亲特别高兴，当即从家中不宽裕的生活费中挤出钱给他买了一把好琴，还专门请了指导老师。
    父亲爱画，解放初期是荣宝斋的“常客”。当时的经理侯凯就说：“将军中只有肖劲光常来。”当时绘画作品无论古画新画都很便宜，这当中看中他喜欢的几件作品，就返家凑钱买下。每件也不过几十元，现在却价值连城了。我小时候，家里常有画家们进出，像李可染、周怀民、高冠华、 黄胄等， 父亲与他们论作品， 谈见闻，像是一个艺术沙龙。父亲掌握了对历代画家和作品的知识，他发现我爱人海涛收藏有《明清扇面选集》，便和海涛一起逐幅欣赏。当看到一幅明朝万历画家龚贤的扇面时，父亲竟脱口说出他字半千，号半山野人。父亲的知识面之广和记忆力之过人，使我们非常叹服。

    他曾把辛苦收藏的 4 幅名画捐给了故宫博物院，这四幅画分别是明代四大家之首沈周的《松荫对话图》、永乐朝林良的《雪景雉鸡图》、万历朝张宏的《泰山松色图》 和明末皇室朱翰之的 《远浦风帆图》 。

这些文物珍品价值连城，父亲却从未动过私有的念头。在“文革”中受到的磨难父亲只字未提，唯独家里一幅元代名画《芦雁图》在“文革”中被毁，让他不能释怀，连连顿足叹惜：“要是早捐给故宫博物院就好了。”

    父亲还喜欢书法，为他人谢了不少诗词，是全国书协理事。
    父亲并没有强求子女和自己一样喜欢艺术，而我们却或多或少地都受到了他的影响。长大后我学过弹拨三弦琴，也喜欢唱歌，还跟海政文工团演员学习舞蹈。三弟北鹰、四弟纪龙也在海政文工团学拉二胡，父亲常常亲自检验他们的演奏水平。有一年中秋节，我们开了个家庭晚会。弟弟们拉二胡，我弹三弦琴。父亲披着灰色海军呢斗蓬，静静地听我们弹唱。最后他自己压轴， 取出珍藏的洞箫， 吹了一曲 《春江花月夜》，余音绕梁。当时的场景历历在目，仿佛就是昨天，每每回忆起来都令我潸然泪下……
                                             

    严父也是慈父
    我 38 年出生在延安凤凰岭下的窑洞中，因出生时窗外有两只燕子在飞，故童年时叫“延燕”。49 年进城后，才由父亲改名为“肖凯”。之前父亲和母亲在苏联还生过一个女儿，她一岁半时，父母接到紧急任务回国，把姐姐留在当地的国立幼儿园。解放后再去寻找，姐姐已经失踪了，生死不明。一个当年见过姐姐的护士分析，她可能有三种结局：被苏联人收养，病死，或者是被炸死了。因为这个，母亲直到死都不能瞑目。
    父亲以身作则，生活简朴，睡衣袜子补了又补还继续使用。对子女要求很严。哥哥于 1949 年去苏联留学，临行前，父亲赠言数十字，主要是要求哥哥实事求是，有进取心，正派有原则，以党的事业为重等等。哥哥是派出学习有关两弹一星的科研项目的。大弟弟考入哈尔滨工学习，父亲又将该要求赠给他。对我则提出：“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不虚荣。在社会上要谦让，有涵养。”无论是提工资还是提级，单位发自行车票、衣柜票，都让我先让给他人。父亲让三弟从军事学院毕业后到基层最艰苦的地方锻炼。
    父亲的严格，也曾让我不理解。而后才明白，父亲希望自己扎实奋斗，不能靠他的荣誉。后来，我也是这样教育我的孩子。当然，父亲也是一位慈父。
   1949年前后， 我们和其他孩子们一起，被用大卡车接到北京，安排在北京一所小学就读，“住在一个老胡同里，就睡在稻草上。”当时，我国海军即将组建，父亲奉命回京，有了机会与子女重聚。
    当时父亲来到学校，校长告诉她和弟弟：爸爸来找你们了。她却一直往后躲。“多少年都没有见过了，对爸爸这个词很陌生。”那一刻觉得五味杂陈，说不出心里什么滋味。见到来接我们的秘书后有些害怕，最后见到高达的身躯，腰系闪光铜制皮带，脚蹬皮靴的人，就是我们的父亲。当这位“首长”伸出双臂，露出亲切的笑容时，我们模糊的记忆才渐渐清晰起来，当年在延安窑洞时，也曾见过这暖暖的熟悉的笑容…为了与孩子亲近，父亲拿出香蕉给孩子们吃，我和弟弟从没吃过香蕉，拿起来就咬。父亲慢慢地拿起一根，告诉我们，香蕉要剥了皮才能吃。后来我们一家人在北京，父亲工作忙碌，也常是只有吃饭的时候，能与孩子们见面。那时觉得自己终于有个完整的家了，每日带领弟弟们等待爸爸下班。当听到汽车声我们就排好队，一见到父亲我就喊“敬礼”，父亲非常高兴摸摸每个人的头，边说：“你们饿了吧？走，吃饭去。”
    爸爸对我们要求虽然完全是军人作派，但对子女的教育严格、严肃但不严厉，打、骂、体罚从来不曾有过。父亲上班时军装一穿，皮带一扎，很威严，我们还有点惧怕。但下班后，他就换上便服，孩子们就最喜欢他了，背上背一个，怀里扎一个，旁边又拽一个，大家跟他特别亲。当时家里只有我一个女孩，上中学时，每天爸爸喊我起床，都会用手轻轻拍着我的背： “小懒虫， 快起床， 不然上学耽误了。 ”
    我小时候调皮捣蛋，是个十足的“假小子”。有一次，老师上门家访，我吓得躲到了锅炉房，老师走后，父亲看到灰头土脸的我，一下子哈哈大笑，也没有再责备。对于品格的培养，爸爸毫不马虎。我不会游泳，父亲说哪有海军司令员的子女不会游泳的。为了这句话，我苦学了两个多星期，晒脱了几层皮。父亲说：“游泳是锻炼毅力，要把这份毅力放在学习和工作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