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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父亲光辉的岁月

来源：未知发布时间：2015-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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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父亲光辉的岁月

——访开国上将宋时轮之女宋崇实

文|刘济华谢德任国凤

宋时轮，新中国开国上将。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所部军纪严明，擅长阵地攻防，被敌人誉为“排炮不动，必是十纵”。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和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在中共第十二、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91年病逝于上海，享年84岁。

序

他身经百战，戎马一生，从旧中国家境贫寒的有志青年到战功卓著、受世人尊敬的开国上将，从有与虎仔共眠经历的热血青年到参加并指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无数次大小战役的骁勇战神，他卓著的战功和丰功伟绩，将深深地镌刻在中国革命的历史画卷和亿万人民的心中。这个永垂青史的虎将是如何从严治军并屡获战功的？如何从严治院并教育后人的？他的背后曾有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宋时轮将军的女儿宋崇实。听她讲述追寻父亲的足迹，走近父亲的岁月，再现那久久的眷恋与深深的缅怀之情……

投身革命

父亲宋时轮在湖南醴陵家乡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受到五四运动和进步教师的影响，发起“社会问题研究社”的活动，开始阅读各种“社”书籍，开始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并且开始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活动。1924年春，他和左权等同学一起由家乡赴广州报考黄埔军校，但是走到汉口，身上盘缠就所剩无几了。如果大家边打工边走，就会延误了到校的日期，大家商量了半天，提议每个人把剩下的钱集中起来，继续上路，他一人回家筹款。要不是这样，我父亲就会像左权他们那样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

几乎近于要饭回到家乡的父亲又生病了，所以一直拖到1926年春，他在长沙听到消息，所以，他再次和好友们一块到广州去报考黄埔军校，所以就成了第五期的学员。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这时候父亲被抓进了广州南石头监狱。关了两年，由于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由狱中的党组织找人做保出狱。但是到了香港以后，阴差阳错地就没接上党组织的关系，他就到上海、武汉、长沙，走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党组织。怎么办呢？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下，反正有的人害怕就脱党去了国外，有的就隐名埋姓做了普通老百姓，有的叛变革命成了叛徒。我父亲经过监狱磨炼，革命意志更加坚定，更加仇恨反动派，所以决心回家乡组建游击队再一次把劳苦大众团结起来，重新向反动派宣战。所以，1929年秋，游击队活跃在湖南醴陵、浏阳、攸县、江西萍乡一带，好似钢刀，直刺当地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的胸膛。毛主席曾风趣地说“宋时轮，你也是一路诸侯嘛”。

三次入党

父亲是1927年1月在黄埔军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出狱以后阴差阳错没有接上党组织关系。1930年初，他率领的游击队和党组织联系上了，编入了红六军，我父亲当时没有党组织关系的介绍信，也没有人能证明他这个关系，所以到了苏区江西省莲花县治病时，经过贺碧如介绍才重新入党，这是第二次入党。

1933年，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党占了统治地位，反对、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这一年的6月，临时中央派人到江西参加省委扩大会议，督促清算江西省委的“罗明路线”。在江西省委扩大会议上，就点名批评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正确主张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位领导，并且江西省委通过了决议，对邓、毛、谢、古作出组织处理。同意毛泽东思想的父亲当时对这个很有意见，就产生了离开江西军区的想法，于是多次申请去红军大学学习，最后获得了批准。1934年初春，他踏进了红军大学的大门。

父亲进了红军大学一个多月以后，红军大学遵照《优待红军家属条例》的规定，组织学员礼拜六帮助红军家属挖泥塘。父亲负责挑塘泥，他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负伤伤愈不久，身体还很虚弱，挑了几担泥后对上泥的同学说：“太重了，我挑不起，你以后少装些泥。”没想到上泥的同学给下一担装更多更重的泥。我父亲很不高兴地说：“我是自愿来优待红军家属的，又不是罚苦工，你为什么要这样搞？”回到红军大学，负责上泥的同学向党小组长汇报说：“宋时轮讲优待红军家属劳动是罚苦工。”

党小组立即开“斗争会”，“又不是罚苦工”与“是罚苦工”本是两个概念，父亲当然不认错。结果支部又提交红军大学召开全校党员大会“斗争”我父亲，父亲非常气愤，说我不能接受这种不符合事实的批评。“你们想学江西省委扩大会议那样的委屈邓、毛、谢、古，让我委屈认错，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干。”

后来，红军大学以“破坏苏维埃政府法令、组织观念薄弱、坚持错误”和总政治部个别领导说我父亲1927年被捕后表现不好并有国民党反动派“AB团”成员的嫌疑等原因，给予我父亲“开除党籍三个月”的极左错误处分。我父亲痛苦万分，但他认为自己是为了追求真理来参加革命的，自己的委屈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必须有将革命坚持到底的决心才能实现理想。所以，反而激励我父亲更加刻苦学习。结果考试成绩优异，最后被提为军事教员。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中央军委决定组成红军干部团。这时在红军大学任教员的父亲也被编入了红军干部团。在长征中，父亲仍然背着开除党籍的处分，忍辱负重，坚定地跟着毛主席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壮举。

1935年9月上旬，张国焘公然违抗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和历次决定，决定采取胁迫右路军南下的手段分裂红军。为此，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于9日晚出发北上。由于时间仓促，父亲事先没有得到北上的通知。第二天一早，睁眼醒来发现中央红军全部转移了，这时候父亲立即避开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去追赶中央红军。毛泽东见到父亲说“宋时轮你来了，好！”。因为毛泽东和我父亲是老乡，都是湖南人，都认识。

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胜利到达吴起镇。很快，毛泽东和彭德怀到红十五军团驻地看望军团领导。为了向中央红军学习，军团领导请求毛泽东，由中央红军派一些干部到红十五军团工作。不久毛泽东找父亲谈话，要他出任红十五军团作战科长，协助参谋长主管部队。这时候父亲就带着委屈表态，红十五军团刚刚组建不久，各方面的工作都很多，司令部作战科是部队的核心部门，这么重要的部门派一个被开除党籍一年多的，至今没有恢复党籍的非党干部去合适吗？毛泽东就问：“怎么回事？”

父亲如实地陈述了事情的原委。毛泽东就说：“用人之长是组织上的事，恢复你的党籍也是组织上的事，请你服从组织安排，愉快地到红十五军团报到、工作。”

与毛泽东谈话以后，被排斥在党组织外一年之久的父亲心情格外激动，回到住处情不自禁地喊出了心声：“毛泽东相信我，还是毛泽东相信我！”到职的第一天，他立即将一年前被开除党籍的经过和毛主席找他谈话的情况，向军团政治部主任郭述申、组织部长冯文彬作了汇报。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陕甘根据地开展了错误的肃反，刘志丹和不少军政干部被逮捕。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对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等人说：“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父亲的党籍也是这个时候解决的。经研究，由军团政治部委员程子华和钱钧介绍，父亲再次入党。

1945年7月，总政治部党务委员会做出了《关于恢复宋时轮党籍的决定》，就是说“取消对宋时轮被捕问题的怀疑、AB团的怀疑以及1934年红军大学所给予的处分，并恢复其1927年4月被捕到1930年初重新入党、1934年春被开除党籍到1935年冬再重新入党期间的两段党籍，也就是宋时轮同志的党籍从1927年1月算起。”

看到总政治部党务委员会决定以后，父亲非常高兴。他觉得，这是延安整风运动和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突出体现。对每一个干部尽可能作出客观、全面、历史的考察和分析的做法，不仅使党更加清楚地了解了每个干部的全面情况，而且促进了干部改造思想的自觉性，加强了党的团结。因为这个，我父亲精神面貌更好了，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同时也给刚出生不久的我起名叫宋崇实，意思就是要崇拜“实事求是”。

长于阻击

父亲善于打阻击战，阻击战是一个苦差事，伤亡大，缴获少，没有冲锋陷阵的辉煌战绩和荣耀。所以，部队就有些想法，我父亲就对部队指战员们反复强调，我们应该有全局的观念，把困难留给自己，让大家认识到阻击敌人，保证主力以大量歼灭敌人同样重要，反复跟大家讲“顽强死打光荣，叫苦怕死可耻”。这种思想深入到每个指战员的心中。父亲不仅会组织训练指挥打仗，也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所以，在实战中逐渐培养了部队能打恶仗、硬仗的作风，以至国民党部队中都流传了“排炮不动，必是十纵”的说法。

1948年6月28日，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我父亲任纵队司令员），参加睢杞战役。桃林岗是在河南杞县3.5公里的地方，是邱清泉兵团东援区寿年兵团的必经之路。号称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邱清泉兵团第五军是父亲的老对手了。阻援事关全局，“一着不慎，满盘全输”。邱清泉兵团和区寿年兵团距离非常近，最多20华里。纵队首长做了周密的部署，而三纵、八纵、广西纵队也一块参加了阻援集团。父亲十纵的28师83团第三营坚守桃林岗。

他们在这里构筑了洞穴工事，在工事的一侧挖洞，就是可以防炮，前面是看不出来，但是一打炮躲在洞里面，打完炮，步兵上来的时候出动打敌人，减少伤亡，然后有三道纵深的梯子的防御阵地，桃林岗村周围一圈土墙，土墙上三层火力点交叉，后面有岩体和预备队阻击敌人，做了精心的准备。从6月30号敌人就开始进攻桃林岗，敌人第600团先期是飞机轰炸，轰炸机、战斗机轰炸，轰炸完了又炮击，炮击完了以后在部队冲锋。

多次冲锋打不下来，蒋介石就急了，跟空军司令周志柔乘着飞机亲自跑到杞县上空来督战。邱清泉也急了，使出浑身的解术，下命令进攻不成，按级斩首。这样子，多次派飞机狂轰烂炸，一百多门火炮猛烈轰击，用坦克在前面开路，组织部队反复集团冲击，想杀开一条血路。父亲时刻关注战况，在打的最残酷、最危机的时候跑到一线去，问有什么困难。这时候83团说再多给点子弹、手榴弹就好了，他马上就打电话，让纵队后勤部长赶紧组织人员把弹药送上来。虽然都是比较简陋的武器，也让赶紧先送武器来，紧接着他就告诉指战员，一定寸土不能让，顽强死打，适当组织反击。战士们以气吞山河的精神、视死如归，很多人都把自己的笔记本、日记本、津贴费上缴给上级，决定做牺牲的准备，与敌人展开了惊天动地地恶战。

7月1日，党的生日这一天也是在阵地上度过的，打退了敌人多次的冲锋，以辉煌的战绩向党的生日做了献礼。这一天，火炮击毁了敌人四辆坦克，交叉火力把敌人后面的步兵打退了，打的第600兵团伤亡惨重。到了7月2号，我军主力开始围歼区寿年的兵团。区寿年情急之下赶紧喊邱清泉快点过来。邱清泉也着急，歇斯底里地叫着：“我要豁上去200旅，坚决消灭83团，释放毒气！坚决要东援。”本来桃林岗战斗中，不断地飞机轰炸、炮弹打、坦克压、步兵冲，打的一片焦土，83团的伤亡也挺大的，再加上打了三昼夜非常疲劳，这又换上84团的二营，坚持鏖战两天，第600团被打到伤亡惨重，200旅也遭受了重创，根本没有进攻能力了。

桃林岗阵地仍然坚如磐石、稳如泰山，敌人无法前行一步。骄横的邱清泉眼睁睁看着相距20华里的区寿年被活捉而无可奈何。这是非常壮烈、惨烈的一场战役。这是十纵打的最激烈、最成功的战役之一，是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也显示了父亲的坚定和他灵活的指战艺术。所以，这场阻击战受到了华东野战军首长的高度评价：“打得很好！”

善打进攻

上海是中国和远东最大的一个城市，也是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有50多个国家的领事馆和三万多侨民在那，也是国际性的大城市。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解放上海，守备上海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有20多万国民党军队，构筑了4000多处的坚固永久工事和3000多道钢筋水泥美式碉堡，埋了两万多的地雷，海上还有30多艘军舰，机场还有120多架飞机，构筑了海陆空立体防卫。汤恩伯就吹嘘他的防卫工事体系是固若金汤，比斯大林格勒的还要坚固。所以，解放上海是一场攻坚战。但是中央军委和毛主席说：“绝对不能把上海打烂，必须将上海完整地接过来。它的经济、工业就占全国的二分之一，以利于今后的建设。”

陈毅曾形象地形容，他说要打上海，是瓷器店里打老鼠，是高难度的。5月10号，九兵团接到了第三野战军下达的淞沪作战命令，第九、第十兵团采用前行的攻势，从浦东、浦西两翼迂回，进逼吴淞口，切断海上退路，然后再围攻市区，分割歼敌。当时我父亲是九兵团的司令，率九兵团向浦东进发，先扫清了上海外围的敌人，歼灭了青浦、松江、平湖、金山卫、奉贤、南汇等敌军，向川沙进军，威胁上海守敌的侧翼安全，迫使汤恩伯把第51军从市区调到白龙岗地区。叶飞率第十兵团向敌军重点防御的浦西进军。因为重点防御是在浦西，所以，浦东、浦西两个方向进展速度不一样，为了保证浦东、浦西两个方向协调行动，第三野战军命令我父亲加快进度，减轻浦西的压力。

所以，父亲就调整了部署。九兵团16日就向敌人发起了猛攻，猛冲猛打，在运动战中歼灭了国民党第51军和第八师，很快调动了敌人。坐镇在阜新岛指挥上海防御作战的蒋介石就手谕汤恩伯，一定要保证浦东的安全，保证吴淞口出海口的物资，以抢运物资、黄金、白银、美钞，他也知道他守不住，他要把这些运到台湾去。所以，汤恩伯马上就把指挥中心转到浦东了，迅速组织浦东兵团把重心移过来了，谎称“浦东之战是国军胜利的转机”，这时候第九兵团已经重创了国民党第37军，又从白龙岗打到高桥以外，用火炮封锁了高桥以南的海面，切断了敌人海上的逃路。汤恩伯着急了，急忙从市区急调第75军增援高桥，不能把海上的路断了，主力就集中在吴淞口岸的两侧。这时候第九兵团豁出去了，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激烈搏斗，这样是为了给第十兵团减压，同时能把敌人的主力消灭在上海城的郊区——浦东，调它出来打。敌首汤恩伯十分恼怒，说浦东的共产党员真是打疯了，没见过这么猛烈打的。父亲就指挥九兵团英勇作战，结果有力地配合了第十兵团浦西的作战行动，两只铁钳很快合拢，封锁吴淞口入海口的任务完成了。

到了5月23日，上级命令要和上海市区的敌人决战了。这时候上海市区的敌人已经大大减少了。父亲才投入全部的预备队打市区。九兵团从东南西三面与北面的十兵团一起对市区守敌发起了总攻，父亲要求部队作战要打得猛、打得狠，消灭上海守军越迅速，上海就会保存得越好。在激战中，父亲重申了兵团的决定，在市区作战不得用重武器，比如火炮、炸药，都不要用。要用轻武器，尽量减少对城市的破坏。这样我军战士牺牲就要大了，伤亡会更大一些。但就算是这样也要千方百计地消灭顽敌，奋勇前进。与此同时，他与上海地下党取得了联系，让他们提供敌军的情报，另一方面，上海地下党动员群众护厂、护店、护校。然而就在打入市区的时候，汤恩伯逃离上海了，国民党军军心大乱，我军加强了政治攻势，瓦解敌军，多渠道地争取了国民党留下来的京淞沪警备副司令兼北兵团司令刘昌义的四万人投诚。

经过16个昼夜的激战，我军歼敌15.3万人，上海这个大城市获得了解放，攻克了永久性设防的大城市，又没有对这个大城市造成重大的破坏，创造了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

长津湖畔

1950年10月23日，父亲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在北京面见毛泽东时，毛泽东风趣地对父亲说：“我不会遥控你，我们要你去朝鲜，是用人之长，你要对付的是美国陆战第一师……

离京后，父亲立即命令部队展开入朝工作，原准备整训3个月，但11月5日中央军委发来指令，要第九兵团立即入朝。此时准备工作还来不及做好，连15万人的棉衣都没解决。父亲给东北军区的高岗打电话，想请示毛主席，推迟两天，换好冬装再入朝。但高岗不同意。

11月7日，第九兵团二十、二十六、二十七军在夜幕下隐蔽入朝，徒步穿行于高山密林中，21日，15万人秘密集结到长津湖等地区，在美军眼皮子底下，都未被发觉，西方军史学家后称赞为“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之一”。此时天降大雪，到27日志愿军发动进攻时，气温降到零下40多度。是役，第九兵团第二十七军全歼“联合国军”美第七师第三十一团(加强团)，创造了我军有史以来唯一一次消灭美军建制团的纪录。到12月1日，志愿军共歼敌1.5万人，美第2师被歼过半，失去了战斗力，美第25师被歼1/3，第8集团军开始土崩瓦解。“联合国军”被迫南撤，整个朝鲜战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毛泽东盛赞：“第9兵团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

但由于冬装等给养供应不上，第九兵团非战斗性减员非常严重，悲壮的长津湖之战中，第二十七军八十师二四二团第五连，除一名掉队者和一个通信员之外，全连干部战士呈战斗队形全部冻死在阵地上。

1952年9月，第九兵团从朝鲜回国，车行鸭绿江边，父亲要司机停车，下车后向长津湖方向默立良久，然后脱帽弯腰，深深鞠躬。当他抬起头来时，警卫员发现，这位满头花白的将军泪流满面，不能自持。

治学严谨

1957年11月，叶剑英元帅点名父亲，协助他创建新中国最高军事研究机构——军事科学院。父亲辞去南京总高级步校校长的职务，到北京来见叶帅，南京总高级步校培养了我国新一批指战员。叶帅非常高兴，就说“能有你这样有勇有谋、能文能武，又有领导经验的同志来做助手，我很满意，希望我们今后像在北平军调部谈判时候那样，密切配合，共同战斗，努力把军事科学院的工作做好，以不负毛主席的重托。”所以，1958年3月15日，军事科学院举行了隆重的建院庆祝大会。叶剑英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父亲任第一副院长，后来兼任计划指导部部长、外国军事研究部部长，为迅速创建、展开军事学术研究，父亲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因为这是从来没有的。父亲打仗时，以“治军严明”闻名，在军事科学院也以“治学严谨”出名。

比如：在外国军事研究部翻译马恩列斯军事文选时，他总是高标准、严要求，要求从事译校工作的人必须十分小心谨慎，九分九都不行，不仅要求文字搞得非常准确，连标点符号都不能出错，成品一定要上乘的，要最好的。所以，这些著作不仅对提高我军干部马列军事理论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受到外国军事专家的称赞。在外国军事学术交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军事科学院还为新中国的军队正规化制定了各种条令，这些条令，父亲都要亲自过目，还要与大家商量，他工作历来都是走群众路线，把条令下发到部队，然后再报上来讨论，反复多次。修改以后，条令做到准确无误了，才能定下来。

1972年，虽然经过文化大革命，父亲仍然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院长。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风潮。军事科学院就认真总结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我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经验，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父亲亲自写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军胜利的指南》等论著，大力提倡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提倡认真学习矛盾论、实践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军事科学院在实践中学习，逐步建立、完善了军事科学院各个学术研究部门。其间，父亲逐渐成了“学者型”领导。所以，哪个部门有什么解不开的问题上报到他那，他都能给出具体、满意的解答。

父亲还十分关注未来战争和发达国家的变化。1979年，经过深思熟虑、高瞻远瞩的建议，军事科学院党委向中央军委报告并得到批准，在院里增建作战运筹分析研究室。他对研究人员说：“现在西方军事大国都把运筹学、计算机用到军事上，用到各个方面……我们要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勤思苦干，迎头赶上去，要有使命感。历史上火药是中国人民发明的，今后在新的科学技术上我们也应占有一席之地。你们个个都是哥伦布，要去发现新大陆，这是国防现代化很重要的一着。”这些话就是为了鼓励研究人员，对研究人员是一个很大的鞭策和鼓舞。经过努力，他终于研制出了一个师、团攻防作战模型，就是把计算机应用到这里面，在联机大屏幕上演示成功了，初步建成一个可供500多人观看的作战实验室。在中央军委开会之际，父亲邀请各总部、各大军区的首长来实验室观看学习，向他们作宣传，引起他们的重视和支持。很快全军各兵种部兴起了对军事运筹学的学习和研究之风，各军兵种、院校先后开设了军事运筹学课程。军事科学院还协助军区研制了战役作战模型，为缩短我军与西方军事大国现代化上的差距作出了贡献。1994年江泽民题字“学习宋时轮同志为实现国防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父亲为国家的正规化、现代化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

1980年，父亲又兼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编辑委员会主任，他还坚持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实行“全军动手，专业对口，军地结合，分工合作”的群众路线，坚持编委会提出的“抓紧时机、好中求快、质量第一”的方针，注意抓好宏观指导，集体领导，依靠专业人员、专家学者科学论证，依靠集体智慧，高质量地完成这浩繁宏伟的编辑工作，填补了我国军事百科的空白。我父亲是依靠群众路线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我父亲既要抓好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又要抓好军事百科出版工作，任务是繁重的。他从来是迎难而上，千方百计要争取做到最好。但此时的父亲已经70多岁了，体弱多病，又有肺气肿，经常累得咳喘不止，甚至晕过去，也真是不容易，刚住院好一点，就立刻要求出院继续工作。大家劝他注意身体，他说：“我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见马克思去了，还是让我多干点事吧。”

所以父亲在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院长近30年，真正做到了老骥伏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家教严格

父亲一贯要求我们做一个普通劳动者，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父亲说，干部子弟没有特权，你们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也不要炫耀父母是干什么的，你们要夹着尾巴做人。

他平常对我们要求挺严格的。不许坐他的车，自己的事自己做，洗衣、做饭、踩缝纫机，都是他要求，我慢慢自己学会的。记得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在家里吃饭，吃饱了，剩了一口饭，我就不愿意吃了，我爸就跟我讲道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要求我把饭吃完。我就不肯，那时候我比较小，就是不吃，我爸就火了，拍着桌子说：“吃了！不能浪费粮食！”磨蹭半天，拗不过父亲，我只好吃了。吃了以后，确实养成习惯了，以后绝对不敢浪费粮食，把饭碗里一定吃得干干净净的，即使是掉在桌上也得捡起来都吃干净了。所以，父亲对我们严格要求也有好处，就是让我们都知道应该爱惜粮食。

父亲从小教育我们热爱劳动。放暑假的时候，我要跟着父亲去黄山，他说：“你们先到农村给我劳动一两周去，去搞社会调查。”劳动结束后，我们跟他汇报：有什么收获；看到什么；有什么体会。劳动完了回来以后，才能跟着他一块去上黄山。

他是为了让我们了解社会，了解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平常父亲也为我们做表率。他衣服破了，补补就再穿。房子坏了，修修再住。家具旧了，能用的绝不扔掉。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格，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是1949年底，我姐姐从贫困的老家来找父亲，父亲就给她改名，原来我姐姐叫宋兰英，就给她改成宋志先，说你首先要立远大的志向，要干革命。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了，我父亲去抗美援朝，说你也去，你也得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但我姐姐到了东北遇到车祸，腰摔坏了，只好回来治病、上学。

我姐姐的大儿子顾振安在部队干得挺好的要提干了，当部队领导知道他和我父亲的关系后，就要求他走我父亲的后门，给部队买一个彩色电视，当时很难买到的，所以，顾振安只好回来跟我父亲说了，我父亲就生气了，说“我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只能为党和人民办事，不能谋私利，你们单位也不能走我的后门。”结果他只好回去跟单位说了，结果提干也没有提上，不久就复员了。我们的子女都是夹着尾巴做人的，从来没有依靠父母的关系给自己谋个什么好出路。父亲对我们要求是很严格的。

但是对于有困难的一些战友、同志，父亲总是非常热情关照的。比如，司机肖焕荣的孩子多，60年代的时候，经济困难，他家庭生活就比较拮据，国家经济困难，他家里生活也困难，我父母就每月拿自己的工资20元资助他，家里有什么吃的就让他带回去一些，因为工作人员和我们家里人都在一起吃饭，开始也不收伙食费，后来工作人员强烈要求下，象征性地收了一点。在我们家的工作人员和父母的感情都非常深厚，所以，我父亲在上海病重、病危的时候，厨师、司机等工作人员都自费到上海去看我父亲去。

我家的客人比较多，不管是公事、私事，从来都不用公款招待。单位来人谈工作谈完了，就留下来吃饭，或者是来北京开会的老战友、老部下，我父亲都是自费热情地招待他们吃饭。

“单位说给你报销一部分吧，你也有因公的嘛。”我父亲不干，他说：“谁请客谁花钱，不能揩公家的油。这是一条规矩，我就不能带头破坏。”

[记者手记]采访结束，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期间谈及的每一个话题，宋崇实都让我们有了一种重回当年历史场景的感觉，让我们深为这位共和国开国上将的传奇伟业所打动；让我们为用毕生精力教书育人的虎将之女传承父业的精神所感慨。谈话间，她时而语气缓慢，时而气氛稍显凝重，时而铿锵有力；她的回忆和描述总是那么清晰、厚重，耐人寻味而又久久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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