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总长颜惠庆与华盛顿会议

来源：赤子杂志社发布时间：2015-07-21

浏览次数： 1222

摘要：颜惠庆曾先后担任清政府驻美大使馆二等参赞、清外务部左丞、北洋政府外交部次长、驻德公使、北洋政府外交部总长、驻美公使、驻苏大使等职，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外交事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爱国外交家。颜惠庆一生中参与众多的外交实践活动，本文仅以颜惠庆对华盛顿会议的遥控活动为例，对其国家利益至上、主动出击、“借力外交”的外交原则与方法进行分析，并对其对英美帝国的依赖的局限性进行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民国外交，颜惠庆，华盛顿会议

引言

颜惠庆投身于近代中国的政治、外交、教育、慈善、实业等多个领域，颇有建树。究其一生，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外交方面。他先后担任过清政府驻美大使馆二等参赞、清外务部左丞、北洋政府外交部次长、驻德公使(其间兼驻丹麦、瑞典公使)、北洋政府外交部总长、驻美公使、驻苏大使等职。他经历了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巴黎和会、二十一条的交涉、退还庚款、国联创建、华盛顿会议、中日战争与国共和谈等震惊中外的外交事件。在处理外交事件的过程中，颜惠庆体现出了独特的外交风格和鲜明的外交主张与外交原则，也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
《颜惠庆日记》与《颜惠庆自传》对颜惠庆进行研究的基础史料。自1908年l月至1950年2月，颜惠庆从未间断以英文记录日记的习惯。虽然因“文革”等种种原因，《颜惠庆日记》的1910--1914年、1920年、1922--1923年、1927年、1931年及1940年下半年等部分下落不明，但是整部《颜惠庆日记》清楚地记录了颜惠庆长达40余年的生活经历，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风云变幻，以及他的从政生涯、社会活动、日常人际交往和读书心得等，在《颜惠庆日记》中均有反映。尤其是他经历的许多重要的外交活动内幕和有关国家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是他亲身经历的历史记录。《颜惠庆自传》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完稿，该自传不仅展现了民国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披露了很多不见于史书的细节。因此，这两套著述，对于进一步深入剖析颜惠庆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研究基础。
除此之外，还存在少量涉及到颜惠庆的研究论著。陈雁《颜惠庆传》一书较为详尽地考察了颜惠庆的生平事迹，既充分肯定和褒扬了他的历史功绩，也指出了他的失策，但在一些外交问题上未能充分展开。相关著作，如石源华著《中华民国外交史》、金光耀等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金光耀著《顾维钧传》等提到了颜惠庆，但没有对他展开专门的论述。涉及到颜惠庆的论述为数不多。在《颜惠庆遥控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一文中，肯定了颜惠庆在华盛顿会议上发挥了重要的指挥作用。《外交、外债和派系——从梁颜政争看1920年代初期北京政府的外交运作》一文通过梁士诒与颜惠庆的政治争斗这一事件，揭示出当时北京政府外交运作机制的特点，认为在北洋北京政府各派系互相争斗当中，颜惠庆并不能真正置身事外，相反，有时他为了自身的利益还不得不主动投身于这种派系斗争，通过利用这种派系斗争来获取他所需要的政治利益。王雅文的《民国外交名宿一一颜惠庆》一文简要回顾了颜惠庆一生的经历，赞扬了颜惠庆的忧国忧民之情怀、高尚之人格及折冲尊姐之能力，以及他多次为争取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平等地位所做出的努力。赵玲燕《北京政府时期颜惠庆的外交思想及实践》一文中从时代背景、中西合璧的教育、基督教信仰、外交前辈的影响及长期的外交生涯等方面缕析颜惠庆外交思想的形成，并考察了颜惠庆的外交思想、外交活动。因该文主要梳理北京政府时期颜惠庆的外交思想及外交实践，所以未能展现颜惠庆其他的外交活动。由此看出，关于颜惠庆的研究较为薄弱，本文则以华盛顿会议为出发点，探讨他的外交原则与方法，并对颜惠庆的外交活动做出客观的评价。

一．颜惠庆在华盛顿会议中活动

在1918年的巴黎和会上，列强诸国对亚洲问题的处理，尤其是在远东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的协议，美国未能达到预期的外交目标，而日本攫取了许多权益，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加以一战后列强各国之间军备竞赛使各国经济发展受阻。因此，为解决上述问题，华盛顿会议于1921年召开。
中国政府对于时任外交总长的颜惠庆是否要参加华盛顿会议产生争论，其情形正如《益世报》报道的“颜氏曾以种种原因……不出席代表，并连外长亦将辞去之意，嗣经各方面之疏通，颜氏意己活动……”[1]。后终因国内政局的变化，颜惠庆不能参加会议，在国内为中国代表团出谋划策。
经与各方磋商，中国政府决定派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伍朝枢为代表出席会议。赴美之前，为避免巴黎和会事故重演，颜惠庆首先调节施肇基与顾维钧之间的矛盾。在征得顾维钧同意后，外交部正式来电邀请顾维钧做中国代表团成员，任命施肇基为首席代表，顾维钧为第二代表。经过此番努力，颜惠庆消除了顾与施再起矛盾的诱因。为了维护代表团内部的团结，颜惠庆对于其他职位人员任命同样慎重。最终任命三位高等顾问：周自齐，曾任过山东都督、财政总长、代理外交总长、陆军总长及国务总理等职务。梁如浩，19世纪70年代末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之一，担任过天津海关道台、铁路总办等职务。蔡廷干，海军中将，早期中国留美学生。这三位中国国内政坛中的重量级人物，在国内享有崇高的政治威望。除此之外，还因他们三人同是施肇基、顾维钧和王宠惠的私交好友，关键时刻能够化解中国代表团全权代表间的分歧。除直接委派的赴会人员外，颜惠庆还委托各部遴选赴会的精干人员，这就使中国代表团包涵了技术专家、特别顾问和各部代表。
事实证明，颜惠庆这样安排代表团的人员，不仅不是多虑，而恰恰是完全必要的。在进行有关铁路、关税、治外法权等问题的交涉时，代表团的铁路、财务、法律专家和技术人员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进行有关专门问题的交涉前，中国代表团一般要召开专门会议，在会议中技术专家和代表们对专门问题进行充分的探讨，制定出详尽合理的方案，使得中国代表在正式会议辩论中有所准备，提出的要求有理有据。值得的一提的是，由于颜惠庆就全权代表的席次问题事先征得了施肇基、顾维钧和王宠惠三人的同意和谅解，使得他们三人在会议进行中能团结一致的工作。他们三人经过协商，一致同意对大会作如下的分工：施肇基负责撤军、撤销和移交外国邮局等问题；王宠惠承担收回外国租界、废除领事裁判权等问题；顾维钧承担余下的问题，包括租界地问题、势力范围问题、关税问题、山东问题以及废除或修改不平等条约等问题。他们各自负责对自己承担的议题进行辩护，并且每人在对自己负责的议题阐明观点以后，其他两人可以在实际辩论中进行补充。三人分工合作，保证了交涉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遴选中国与会代表的同时，为制定出合理可行的提案，颜惠庆做了详尽而充分的准备工作。首先，颜惠庆广泛听取中国驻外使节的各种意见。例如，顾维钧就提案问题向颜惠庆建议：“提案问题可分甲、乙两部研究。甲为原则，乙为具体问题，”[2]。驻法公使陈篆也向颜惠庆提议：“则凡可以妨碍或破坏和平之问题，在我均应提出……提出问题，最好先征得美政府同意”[3]。另外，驻日公使胡惟德发电颜惠庆说，“山东问题自应坚持和会主张。所谓势力范围……应择要端，酌量提出……我提案范围，似应先与英国切实接洽，对英外交并为进行，届时折冲方有成算”[4]。其次，颜惠庆还向有关各省军政长官征求意见。1921年8月15日，颜惠庆致电直隶督军、省长电“凡关于对内对外各问题，尚冀详筹密复，稗得积恩广义，切实进行……”[5]第三，颜惠庆密切关注列强对中国的态度，1921年7月28日，驻美公使施肇基报告日本态度“议事日程应按主要问题成立，至于关系特定国间之问题，或视为解决之案件，似宜慎重避去云云。”[6]1921年l0月27日驻美施公使向颜惠庆汇报美报论调“《华盛顿邮报》著有辩论，以华人不要国际管理为理由，主张勿存以互相协定管理中国为增进各大强国邦交之任何观念……设使各强国开诚布公，担任恢复中国主权，并助其建设巩固政府，则必为各关系方面树立永远和平之基”[7]。
颜惠庆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结合1921年9月12日美国务部交来太平洋会议议事日程，拟定出一个较为详尽的题案，征得总统徐世昌、总理勒云鹏及有关人士的同意，于10月31日将此提案交付中国华会代表，分为主要、次要、相机酌提及答复他国提案四项，主要提案为：(一)英日续盟问题，应设法他国提出(二)取消势力范围，否认特殊利益(三)取消兰辛石井宣言及其他类似之条约、协定(四)与会国共订公断条约(五)关税自由及关税目前应商问题(六)定期召集会议，讨论远东国际重要问题。次要提案：(一)胶澳善后问题(二)二十一条问题(三)修正不平等条约(四)成约地位。颜惠庆最为关注的问题为(一)取消英日续盟(二)取消特殊地位(三)订立公断条约(四)关税自由。
颜惠庆在对外交涉中重视从原则入手，先解决原则问题，再求得具体问题的突破。因此，对于这次华盛顿会议，把中国的提案分为两部分，一是原则；一是原则的施行，即具体问题的解决。在他看来，原则问题双方达不成协议，就逞论具体问题了，这在他的日一记里，有多处体现——8月11日，“与曹汝霖谈太平洋会议……他也赞成一般原则而不是具体内容”[8]。8月30日“请顾问等人吃饭。基本上决定从原则开始，然后要求实施”。[9]颜惠庆在拟定提案后，通过美国驻华使节与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等渠道将此内容秘密传达美国政府，以求得美国政府的同意，由于美国在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在远东扶助中国，抗衡日本，所以大致同意颜惠庆提案的主要内容。颜惠庆把中国政府制定的议题、谈判策略告之中国代表团的全权代表们，先提原则，再根据会议气氛，提出具体问题。颜惠庆这样做，除了其习惯于这样的外交交涉模式外，还考虑到巴黎和会中国交涉失败的教训。在巴黎会议中，中国在会议上初始即一次性提出全部具体问题，但这些未能在会上获得通过，从而没有了转寰的余地。颜惠庆这次嘱托中国代表待原则问题通过后，再一项一项地提出议题，以免被列强一次否决。
从参加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的人员安排，到合理可行的会议提案的充足准备，再到提案原则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出，没有颜惠庆对华盛顿会议的正确安排、协调和指挥，中国不可能取得如此积极的成果。

二．颜惠庆的外交实践原则

根据颜惠庆针对华盛顿会议上的相关活动及提议，可以将其外交原则与方法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利益为重

国家利益是国家间决定其在国际关系行为中的最根本因素，包括国家安全利益、国家政治利益(其重点是国家主权)、国家经济利益等内容，在颜惠庆看来，国家利益至上就是在外交工作中，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置于首位，不因政党、派别等因素左右国家的外交政策和方向。然而民国时期，中国处于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的状态，为在混乱中取胜，不得不借助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帮助，为获取这种帮助，有时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颜惠庆便不得不与上述行为进行抗争。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因席位之争发生内证，达到不能共事的地步，严重影响了其在和会上的谈判工作和中国的声誉。为避免上述情况的重演，颜惠庆对华盛顿会议代表的选择慎之又慎，从7月初收到美国驻华代办对华盛顿会议的非正式邀请，到10月日中国正式确定赴会的中国代表，其间经历了长达三个多月的时间。就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任命而言，颜惠庆从国家大义出发调节顾维钧与施肇基之间的关系，避免巴黎和会的闹剧重演。从私人角度出发，顾维钧是颜惠庆的学生，而施肇基是颜惠庆多年的挚友。颜惠庆先是以私人身份发电给当时的驻英大使顾维钧，询问顾维钧是否愿意担任出席太平洋会议的中国全权代表，并暗示由施肇基担任首席代表，顾维钧担任第二代表。顾维钧收到此电后“不迟疑地回电，表明若需要我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拟议的会议，我将乐于从命，颜博士大可不必为席位的主次担心，我指出施肇基博士不但是驻华盛顿公使，他从事外交事业的资历也比我老”[10]。明确表示愿听从颜惠庆的安排，并推荐施肇基担任首席代表。外交部正式来电邀请顾维钧做中国代表团成员，任命施肇基为首席代表，顾维钧为第二代表。经过此番努力，颜惠庆从根源上消除了顾维钧与施肇基再起矛盾的可能性。
颜惠庆取得的外交成就主要凭借高超的外交知识与能力，而并不是某个集团的支持，因此，颜惠庆在考虑问题时能够做到从中国的利益出发。这一思想在其自传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据颜惠庆分析，由于中国长期封建家天下思想的影响，当时中国许多人并没有“忠于祖国和国旗胜于效忠某党派或某集团”的思想认识，也不能区分“忠于某个人与忠于国家，忠于职守的区别”，他们“为民为国的情感，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忠于一个一姓而己”[11]，在此观念的影响下“那种以省结成帮派，什么直系、皖系、奉系等系，相互混战，争权夺利的恶劣做法”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活领域中握于主导的地位。颜惠庆痛恨这种做法对国家民族的危害——只要政治家抱住帮派观念不放，处理问题总带着偏见，颜惠庆认为中国多数政治组织的特征不足证明它们可以不被列入“帮派”的范畴。
由此可以看出，颜惠庆具有与“国人”不同的现代的国家和民族观念，对忠于国家和忠于某个人或某个党团有清楚的界定，反映在他的外交工作中，即始终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不管担任外交次长、驻外使节、外交总长，还是离任外交官，均能贯彻利国利民的独立外交主张，从而为国家和民族挽回了一些权利和利益。

2.主动出击

民国政府自诞生之日起，外交的道路上便充满了荆棘和障碍，清政府与列强签定的众多不平等条约的枷索，紧紧钉拷在其身上，严重制约着其外交事务的正常发展。同时，代表各派军阀利益的北京政府的首脑人物，又与列强签定了一些新的不平等条约，使得新生的民国在外交道路上艰难前进。国内外严竣的形势迫使颜惠庆采取主动出击的外交原则，他认为中国外交处于“受制于人的局面”，中国外交家应“力求争取主动”，以求改变这种“受制于人的局面”。颜惠庆的这种外交原则，在华盛顿会议相关事务的处理中有所体现。
华盛顿会议上首次代表施肇基在颜惠庆主动出击的指导之下，首先在太平洋远东股会议中提出提案，而不是由日本或美国先提出提案，即11月16日施肇基在会议上以中国政府的名义提出的十条原则，作为中国的第一项提案。十条原则提出后，各方反响总体上比较好，法国总理评价说中国提议甚佳，葡萄牙代表称中国所提宗旨甚为稳健。11月16日，施肇基向颜惠庆汇报“向会提出之议案，己有普通良好之反应”[12]《华盛顿明星报》社论中称“施公使所提出冠冕堂皇之提案，各国代表不能不动同情之感……因中国孤立无援，自应指导而扶助之，并应以后不复开拓其土地与有所侵犯也”《新世界报》社论“盖必须有河山一统之中国，其领土之完整确有保证。且须设法援助中国人民，以建设政治一统之中国……”[13]，其他美报也对中国之提案持赞同态度。由于各方的良好反响，使中国代表在会议的初始便占据了主动，嗣后中国代表在会议中依次提出税则自由案、治处法权案、客邮案、无线电台、撤退外兵议决案，并且在11月30日在英美代表的调节下，在会场外与日本代表就鲁案开始交涉。涉及到具体问题，便牵扯到各国的实际利益，中国的要求便不易得到列强的赞同，但中国代表对此有充分的准备，事前即考虑到了各国的反对，于是与列强就议案中的具体问题展开辩论，经过与会代表的艰辛谈判，尤其对鲁案的谈判，尽管中国没有完全达到提案所提出的要求，但是在国力屏弱的情势下，也争得了一些成果，收回山东主权、撤废外国在华邮局、增加关税等。
在主动出击原则的指导下，颜惠庆在对外交涉中往返折冲，力求为中国挽回失去的权利和利益，充分体现出了一个爱国外交家的精神和品格。

3.借力外交

“近代中国外交，是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背景下展开的，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防御性外交。因此，‘以夷制夷’成为历届统治者的重要外交策略方针。虽然中国人不得不在思想上放弃中国中沪自主义，但驱使一个强国对付另一个强国的念头，却很容易地延续下来”[14]。颜惠庆也具有这一外交理念，具体地说，“借力外交”，即依赖美、英、法等西方强国的力量，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借力外交”的对象并不相同，以华盛顿会议为例，主要是借助美国的力量。1921年，美国总统哈定倡议召开华盛顿会议，颇令颜惠庆欢欣鼓舞，因为，“多年的在美国的经历，使颜惠庆对美国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仿佛是第二故乡一般。他个人对于美国寄予了极大的希望，潜意识中己经认定“美为吾之与国，日为吾之敌国”，而“美国是最讲和平最重真理的国家”，他相信华盛顿会议若“美胜则吾之志气伸，日胜则吾之前途危”[15]。因此，颜惠庆认为美国此次邀请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所有中国多年之悬案，如国内之统一、宪法制定、教育制度之确立、经济组织之完全等，乃遇一绝好之机会，正可赖世界文明介绍，解决以上各项之问题”[16]。由此看出，颜惠庆把中国外交问题的解决、内政振兴都寄托到美国身上。
华盛顿会议期间，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与颜惠庆频繁接触，转达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政府各种“忠告”、“建议”，这加强了颜惠庆依赖美国制衡日本的决心，并使其深信只有借助美国的帮助，中国才能在华盛顿会议上有所斩获。但是事情的发展却出乎颜惠庆的意料，华盛顿会议进行过程中，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考虑，就日本的要求，不允许山东问题在会上讨论，仅仅同意在会外进行“边缘谈判”。当谈判陷入僵局时，颜惠庆请求英美充当调停人，英美借口日方未提出请求，只答应当非正式调停人，后又向颜惠庆施加压力，迫使中方接受美方提出的折中方案，致使会议果与颜惠庆预期目标不符。
上述情况使颜惠庆对其联美英制日本的外交思想有所触动。颜惠庆的外交原则逐渐从“借力外交”中清醒过来，认识到“通过这次危机，我们所获得的另一重要教训是必须依靠自己，我们的一些同胞过于天真，长期以来总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援助上……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不可以强迫别人援助……”自强不息“无论如何是最要紧的”[17]。但是直至国联外交颜惠庆的外交原则才完成从借力外交到自力更生的转变。

三．结语

颜惠庆凭借其高超的外交技巧与稳重的外交原则为中国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中竭尽全力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可以说，没有颜惠庆，中国代表团难以在华盛顿会议中取得如此积极的成就，但是不可否认颜惠庆的外交理念中存在着难以忽视的局限性。基督教的家庭背景以及西方留学的西化教育，使得颜惠庆对于西方文明国家充满向往，中国贫困的现实以及传统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模式，促使你其在处理外交事务中过度的以来西方大国。“借力外交”这一外交策略虽能一时抵御某国的侵略，但不能从根本上阻止列强对中国的侵蚀。另外，在国际外交中，西方大国为了各自的利益，有可能帮助中国，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也可能牺牲中国。对颜惠庆来讲，其企图借助西方大国扭转和改变中国命运的做法考虑不足。但是这种由于时代的局限以及个人性格因素导致的外交工作的局限性在其外交活动中仅据于次要地位。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中心，为抵制列强的侵略维护民族利益而奋斗，是其外交活动的主流，对于颜惠庆在华盛顿会议中的角色与作用应该予以客观的评价。

[1]《要闻一·北京特约通信》，《益世报》，1921年9月26日。
[2]《近代史资料》编辑室主编：《秘笈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33—334页。
[3]同上，第337—338页。
[4]同上，第332页。
[5]《本埠新闻·征求太平洋会议意见》，《益世报》，1921年8月16日。
[6]《近代史资料》编辑室主编：《秘笈录存》，第334页。
[7]同上，第369页。
[8]颜惠庆著：《颜惠庆日记》（第二卷），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页。
[9] 颜惠庆著：《颜惠庆日记》（第二卷），第66页。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著：《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9页。
[11]颜惠庆著：《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老人的历史回忆》，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66页。
[12]《近代史资料》编辑室主编：《秘笈录存》，第402页。
[13]同上，第423页。
[14]石源华著：《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15]陈雁著：《颜惠庆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
[16]李景铭：《太平洋会议日记》，《近代史资料》总第7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17]颜惠庆著：《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老人的历史回忆》，第374页。

[上一篇：同甘共苦风雨同舟 ——班主任与科任教师的关系之我见 ] [下一篇：全球化下中西体育文化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