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清朝前期中俄两国间文化交流的差异性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范晶

摘要:中俄文化关系历史悠久。清代是中俄两国相识、接触、正式交流的时期，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交流，其中，文化交流是中俄关系中的重要方面。两国间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风俗文化、礼仪文化等方面均有交流。虽然中俄文化交流之间呈现不平衡的趋势，但文化交流对中俄两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清朝前期；中俄两国；文化交流

十七世纪中叶，俄国武装入侵我国边防较为薄弱的黑龙江流域，出现了哈巴罗夫等人的入侵活动，并占据了中国黑龙江上游的雅克萨城。天聪、顺治时期，清政府忙于定鼎中原，稳定政局，对外活动相对较少，直到康熙初期，清政府致力于国内的统一活动，沙皇俄国趁虚而入，不断骚扰我国边境地区，“初鄂罗斯所属罗刹、时肆掠黑龙江边境、又侵入净溪里乌喇诸处、筑室盘踞。”①导致黑龙江流域地区的居民生活受到严重侵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的三年时间里，清政府在做好充分抗俄准备后，发动了两次对俄战争——雅克萨之战，“谕大学士勒德洪、学士麻尔图、日者大兵往征鄂罗斯、破雅克萨城。”②这是历史上中国的首次对俄反击战。雅克萨之战结束后，清廷同沙俄签订下第一个两国东部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自此两国的外交道路逐渐走上正轨，友好的政治关系为文化拓宽了交流的渠道，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雍正一朝，以《恰克图条约》为开端，开阔并且丰富了两国文化交流的宽度和广度。
从《尼布楚条约》到《恰克图条约》短短的二三十年中，由于清朝的宗教宽容政策和中俄之间正式条约的保障,两国在语言文字、宗教、医学、手工工艺、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文化交流都取得了重要发展。综合分析清朝前期中俄之间的文化交流，无论是从文化交流的深度还是广度上看，俄国显然都比中国更具有积极主动性；多方面来看，清朝前期中俄文化交流最大的特点是在交流过程中呈现出一种不平衡趋势。尽管存在不平衡性，但是中俄之间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不仅能够不断的相互借鉴、学习，而且俄国也逐渐成为欧洲世界了解神秘东方清帝国的媒介，有利于世界了解中国。
俄国积极主动，清政府消极保守
在两国间相互了解、学习的过程中，俄国对中国的研究前后持续了两百余年，研究对象涉及中国的方方面面。而在中国, 对俄国研究最早的是图理琛，他在伏尔加河流域慰问的过程中，将所经过之地的风土民情、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 著成了3万多字的《异域录》，“盖土尔扈特为鄂罗斯所隔，远阻声教，而鄂罗斯又故导我使纡道行。图理琛奉使无辱命，既归国，入对，述往还事状，并撰《异域录》，首冠舆图，次为行记，呈上览。”③这部著作是中国对俄罗斯进行深入了解的开始，但是比俄罗斯了解中国晚了将近一百年，直到鸦片战争以后, 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向了清朝，清政府中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才开始觉醒, 主动学习和研究西方, 出现了数位致力于俄国研究的学者。
俄国医生通过为达官贵族、平民百姓治病的过程中，都在直接或间接的将西方医疗的先进技术展现给中国人民。同时,神奇的中国医学也在感染着他们, 在解决了语言沟通障碍问题之后, 他们便开始学习中国医药学领域的经典著作,把中国的医疗技术、医学理论、医学发展史以及医疗机构介绍到俄罗斯。而清朝人在看待西医的态度上有了一个转变的过程, 从开始的质疑到有小部分人到俄罗斯馆求医问诊。但在通过俄国医生学习西医一事上始终毫无作为，更谈不上主动派人赴俄学习西医或传播中医了。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的传教士团中，有许多画家,在中俄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他们把中国绘画中的写实与意境相结合的特点融入到俄国绘画艺术中，向俄国人展示了中国艺术的内外兼修之美。而在中国人学习和借鉴俄国绘画艺术的内涵与精华或是向俄国人主动传播中国绘画艺术，笔者尚未见到相关史料。
历届传教士团在中国宣传和学习的过程中，接触到了许多中国书籍，并有心的将他们收集起来，这就为俄国政府及社会了解和认识中国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文献基础。然而中国，除了19世纪中期俄国政府给予清廷的一次性赠书之外,中国方面从未主动搜集或购置过俄文书籍。就这唯一的一次赠书, 清廷也未给予注重。当收到这批书后, 因“通体皆俄罗斯字, 人不尽识”, 朝中甚至有人主张“发还之”, 只是考虑到拒绝俄国的答谢之礼, 有悖情理, 才“奏请收存于理藩院, 以俟暇日将翻译焉”④。虽然传教士图书馆藏存有大规模的俄文图书, 却鲜有中国人前去主动求学。正是国内对其重视不够,导致这些珍贵文献始终未被译成汉语而加以利用。
两国间文化交流渠道单一
清朝前期中俄两国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东正教传教团进驻北京是中俄两国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传教团作为承载多重功能的驻华机构，它不仅在清政府和沙俄的政治领域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也在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在“京师互市”期间，中俄两国商人在交易皮草、丝绸、瓷器、棉布等货物的过程中，互相展示了两个民族不同的语言、风俗、服装等文化，但这种交流只是浅层次的，并没渗透至双方的思想和精神层面。俄国的使节和商人虽然在中俄文化交流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并没有触及中华文化的精髓。只有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东正教进驻北京以后，中俄两国才开始建立起一条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文化沟通渠道。
两国间宗教交流不平衡
与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一样，中国与俄罗斯的文化交流同样起源于宗教交流。从宗教交流方面看，俄国东正教向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清朝圣祖、世宗两代，中俄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就是传教士团在中国的传播。与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播影响相比较，中国对俄罗斯的宗教影响并不大，藏传佛教在清初就传入俄罗斯，但佛教却没有在俄罗斯人中传播开来，佛教对俄罗斯人的影响也远远不及蒙古民族聚居区的人民对俄国的影响。至于在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只有少数来华传教徒精英对《道德经》有简单的翻译和粗略的研究，但并未给俄国社会带来深层次的影响。
在教育交流方面中国逊色于俄国
从清朝前期中俄两国间的文化交流过程中看，俄国人不断积极地向清政府输出本国文化，相比较而言，中国向俄国传播本国优秀文化方面略显逊色。俄国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涉及了中国的文学、史学、医学、艺术等多个方面，而中国对俄国文化的研究则少有作为。所以说，在20世纪以前的中俄文化交流几乎都是单向的，主要是沙俄社会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与学习。雍正六年（1728年）俄国首批官派留学生来华, 入国子监俄罗斯学,《清史稿·选举志》中记载到: “雍正六年, 鄂罗斯遣官生鲁喀等留学中国, 以满、汉助教等教之, 月给银米器物, 学成遣归, 先后络绎”⑤。揭开了近代欧洲国家留学中国的序幕。传教士团成员在俄罗斯文馆任俄文教习工作，弥补了中国师资不足的缺憾,也推动了清代中国外语教学事业的发展。并且亲自编撰了俄国的第一批满汉语教材、词典以及中国人使用的第一部俄语教科书。而在中国方面, 雍正十四年(1737年)十一月十八日镶蓝旗蒙古副都统多尔济派遣学童赴俄罗斯学习俄罗斯语一事上奏: “由俄罗斯学校少年内, 拣选学习略懂者四名, 与今来之俄罗斯使臣同遣, 勤习伊等语文三年而回。如此, 翻译由俄罗斯国来文, 不致遗谬。”⑥然而多尔济的建议并未被采纳。直到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1897年)，清廷才主动派遣留学生赴圣彼得堡学习。从时间上看, 中国向俄国派遣留学生比俄国向中国派留学生晚了近170年，中国的俄语教育工作也始终未取得突出成果。俄罗斯文馆成立时间虽早，但其发展缓慢且少有作为，治学能力低下, 导致其无法赶上不断在进步的时代需求, 终于在同治二年 (1863年)被京师同文馆的俄文馆所取代。
综上所述,著名学者李福清指出:“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很早以前就对俄国产生影响, 可以说清朝前期中俄文化交流几乎是单向的, 主要是俄国社会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和接受”⑦。在清代前期的中俄文化交流中,俄国对华的态度属于积极进取型，俄国追求的目标是领土、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面的利益，而清政府在处理对俄问题上则表现的十分谨慎，在不触及国家领土主权的前提下，尽量保持着宽容的态度，在两国之间的具体交往中也是厚往而薄来，以争取和平的外部环境，方便集中力量向内。因此，与俄罗斯的积极进取相比，中国的态度是属于消极保守的。俄罗斯文明是一种兼具东西方文明特征的交合性文明，俄国本身就是一个善于从外部世界学习先进文化的国家，相比之下，中国就封闭保守的多，天朝大国的思想已经被深深植入到每个中国人脑海之中，因而在向外来文化学习的过程中缺乏主动性。虽然在清朝前期中俄两国文化的交往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增进了两国之间的文化认知、交流和融合，而且俄国也逐渐成为欧洲世界了解神秘东方清帝国的媒介，有利于世界了解中国。

注释：
①②《清圣祖实录》卷104，卷124。
③⑤《清史稿》卷283《图理琛传》，《选举一》卷106。
④《朔方备乘》卷39。
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本。
⑦汪介之,陈建华.《悠远的回响——俄罗斯作家与中国文化》。

[上一篇：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校园文化 ] [下一篇：《营销思维训练》课程设计与实施 ]